在從政的經驗或個人觀察中，有沒有發現和 IORG 報告中類似的現象？

他（假訊息）會有些有公信力的人，再拿來引用，或是拿這件事情出來講，有公信力的人出來講以後，再由媒體報導，例如某某某（有公信力的人）評論了什麼事情，路徑又變回是一篇報導，變成報導以後，政論節目又把他變成談的題目，透過政論節目，就會讓他更成為，更確認是一個政治議題，可能會再有人把政論節目的某些片段，可能談這件事情的 3 到 5 分鐘的片段，再剪成一段小段的影片，再把這段影片，丟到 LINE 群組裡面，讓大家去搞。

我有看你們報告，我自己理解說，這裡面有幾個結構，第一個結構，不一定全然是假的，但可能是來自扭曲的源頭，這是一般人不容易去查證的事情，再來看是用什麼方式落地，例如我臉書有寫的是，透過編譯外國資訊來落地，可能有些說在 PTT 上面丟，他會有個落地點，接下來我猜會有一些有意圖的網友，或像剛剛提到有公信力的網友，或像政論名嘴，透過一個東西的轉化，我一直覺得是從有名的人開始引用，只要有名人開始講，大家就會開始覺得真的有那回事，我有感覺到這是一個循環，後面又在主流媒體跟社群媒介之間，不斷的互相加強。

他會有個機轉，就是在主流媒體跟社群之間不斷加強，因為主流媒體可以做的事情有限，有些事要靠社群媒體才能大量傳散，但主流媒體可以讓他看起來有這麼一回事，他就會在主流社群之間，一直互相丟來丟去，最後大家也不知道一開始的源頭。

最麻煩的事情是說，假設他是一個複雜的事情，你不容易澄清，不容易講清楚，有一種狀況是該澄清的人，是一個科層的體制，但那個體制可能有一個不協調的結構，他要好好回應這件事，他要經過內部整隊，才能好好回應這件事，可是內部整隊需要時間成本，他沒辦法這麼快。

觀察地方民眾受到「資訊操弄」、「不實訊息」影響為何？

今天在一個現代國家裡面，你不用對一個既有的政府或政黨是完全信任的。這些假的訊息不是只是要咎責，他是要製造更多的不信任和對立，為最主要的目的，那你說有些媒體他對政府批判，他去揣測、提問、去質疑，這件事情當然是 OK 的事情，但是訊息它發展的過程，他的目的是什麼？

假訊息他的目的，其實是製造更多的不信任跟對立，所以說還是必須回到一個問題，這已經是一個資訊時代，你怎麼樣好好處理這些資訊，讓這些資訊產生真正有意義的價值。

委員認為在 IORG 研究報告中提到的「在地協力者」影響為何，以及政府或社會如何因應這個問題？

2018 年之後大家開始有亡國感的討論氛圍，今天執政黨找到了一些應對的方式，各個部會開始有快速反應部隊，然後他們開始建立，自己的資訊能夠出去的流程，以前資訊出去可能要開會兩天，現在變成兩個小時，科層的機制變得比較有彈性，大家都建立這個部隊。

快速反應部隊不會只有小編，快速反應部隊真正的核心，是組織內部的整合跟整隊，光靠小編也沒有權限決定什麼可以出去，什麼不能出去，這事情一定是組織內部，建構出資訊能夠出去的快速流程，然後讓事情，可以讓高層級的拍了就能送，不用一層一層公文送，關鍵核心一定是這件事。

我們現在資訊流通的速度，比之前快了非常多倍，這是一個速度尺度的問題，你速度尺度跟不上（假訊息），你的意義價值就變得非常小，所以必須把速度給跟上，這沒有辦法逃避。

這些假訊息裡面，還是存在一些潛在的介質，通常會是距離一般人遙遠的資訊，他沒有管道查證，只能依賴一些也許專業人士或權威人士（在地協力者），藉由他的話來理解這個資訊，所以這些有名的人如果被控制的時候，就變成假訊息非常好的轉進節點。

所以今天怎麼讓這些相關單位，不只有政府部門，有一個更好的開放性，讓一般人可以輕鬆的查證取用或消化，我覺得這會是一整個社會，提高自己面對假訊息體質的方法，不單只是政府的事情。

委員認為台灣在法規上有無改善空間？行政、立法部分或是個人角色能夠做一些什麼？

我是覺得可能會是在兩個層次上，第一個層次是說，我們還是必須去面對中國的各種企圖跟威脅，其實中國在一些地方發動假訊息，也不是只針對台灣，他可能針對地方，也許在美國的選舉，都可能用他手上可以握有的資源跟組織，來操作這些事情，包括前段時間大家認為在香港發動的。

我覺得面對中國的威脅，也不只是我這個世代，我覺得是大家共同接下來必須面對的事情。

第二個事情確實是，一個社會要怎麼樣更有健康的體質，來去過濾掉這些假的訊息，甚至讓資訊能夠變成是真正能夠產生價值的元素，這個事情會影響的，一定會是這個共同體怎麼建立的問題。

假設我們還是有一定地要建立一個社會或國家上，建構共同體的需求的話，你一定會面對大家怎麼容易產生共識，如何產生團結，這個議題你還是必須去面對。

所以這個事情不是只是，我今天有個假訊息部隊，我建立另外一個部隊然後把你給壓過去，不是只是那樣，如果只是這樣還是非常不容易產生共識。但我們有很多轉型的議題，有很多要提出改變的議題，他是非常非常需要凝聚共識的，可是如果這個社會怎麼樣都無法產生信任，或某個程度的共識的時候，不管你要做什麼樣的轉型，他的門檻、障礙跟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一個是面對中國的事情，另一個是社會怎麼產生共識、互相理解，不一定要都相近；不一定要都一個鼻孔出氣，但是至少大家對資訊的理解跟互動上，能夠承載我們對未來，可能很多政策上、國家、社會發展上面需要改變的需求，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那修法、強化苛責、增加刑責，當然是可以處理的事情，我覺得要把他的要件界定地很清楚，所以像現在在做的報告 case study 是重要的事情，他要把他必要的元素，跟必要的路徑給勾勒出來，才不會被人家認為你是因言入罪，或者是質疑政府就入罪，要把他的必要的 pattern 給抓出來，他才能夠變成苛責的要件，所以這是我覺得這個 case study 重要的地方。

但我確實不覺得這只是純粹一個法律的問題，法律是去輔佐一個，至少是比較健康的，接收訊息、理解訊息，甚至回饋訊息的模式上面，我覺得這是一個輔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