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緣起
中國自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積極向全球商業市場招手，同時期，台灣在政治逐漸民主、自由化後，對中國的策略也逐漸轉向。兩岸自 1987 年開放探親後，不少台灣商人積極前往中國尋求商業契機，中國因此於 1988 年 6 月公布〈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台灣則於 1990 公布〈對大陸地區從事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有條件開放台人赴中投資，自此創造了在中國的台商舞台。
台商赴中投資類型多為台灣接單，中國工廠製造再外銷至其他國家，從傳統產業到電子業等高人力需求產業均高度仰賴中國廉價的勞動市場，但投資者對中國員工的訓練及管理，則傾向信任由台灣派駐於中國的台籍幹部，簡稱台幹。
本計畫試圖以近期受訪的幾位台籍幹部為例，試圖管窺中國政府對台籍幹部所進行的政治滲透情況。
台商在中國的投資金額，以 2020 年為例高達 3,863,792,760 美元，超過千億台幣的規模。而根據 2020 年底主計部發布的統計，台灣人赴中國工作的人數 2019 年有 39 萬 5 千人，有趣的是，近年來，赴中工作的比例似有逐漸下降的趨勢，2009 年赴中工作的人數為 40 萬 9 千人，2012 及 2013 年則高達 43 萬，但 2014 年起即逐年減少，2016 年更下降百分之三，為歷年最大降幅，與台灣及中國的政治變化應有關係。
這數十萬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社群，自然成為中國政府意圖連結的工作對象，而台幹因工作內容依存於台灣資本之下，並未形成脫離出資者的管理者獨立網絡，參加的聚會也多以台商相關組織為主。因此研究台幹的組織網絡仍須先了解台商網絡。
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台資企業聘用的台籍幹部，本次訪談中尚有一例為中資企業的台籍幹部，另一例則為大型國際企業的台籍幹部，此類案例便較可能脫離上述所提既有的台商網絡，觀察此一族群將可補足過去研究中較少提及的外商、新創中資企業情況。
文獻回顧及現況
關於台商的研究自 1990 年代開始即有大量學界研究，由於牽涉的層面甚廣，政治學界、社會學界及經濟、商管學界研究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或置於全球產業結構之下討論，或針對個案進行企業內部研究，也有不少針對兩岸政策及政治情勢轉變造成台商影響討論的專文，近年則熱度稍減。政府及民間智庫也有不少針對兩岸經貿的討論及專案研究，例如海協會每月出版的兩岸經貿會刊便將產業現況作即時報導，但仍少見以中國滲透台商情況或台商協會組織運作情形為主軸的研究成果。而台幹相關研究則多置於企業內部結構與上司（台籍經營者）或下屬之間的互動，也會討論到個人身分與國族認同的關係，但仍少見與中國政治部門互動的研究。
目前台商於中國的正式相關組織以台協、台企聯為主。台協是「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的簡稱，為中國唯一核准成立的台灣人社會團體，台資企業與持台胞證的個人才能加入，第一個成立的台協為北京台協，1990 年成立。台灣通稱的台商協會應即為台協的其他稱呼。根據海協會的兩岸經貿網資料，目前全中國有 152 個台協，而台企聯（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則是各處台協的聯合會，負責代表地方台協與中央部門協調，有趣的是，台企聯的榮譽會長是國台辦主任，以此連結並證明這個組織有與政治部門溝通協調的能力。
訪談摘要
受訪者 A：台資電子產業大廠高階幹部
受訪者 A 赴中工作快十年，為台資大型電子廠高階管理幹部。工作地點於中國南方台商聚集的城市，該處台商協會成立於 1990 年代前半。目前在該市投資的台資企業破千家，台商協會的會員數約佔半數。
A 表示，台商協會每季都有聚餐吃飯，政治幹部如市長之下的常委、書記會出席，通常不公開說話。而參加的台商大約可分三種類型，規模較大的台商，此種類型的廠商數不多，於在地工廠的員工數約數千至萬人，由台籍管理幹部出席，赴這類飯局的主要目前就是為了與地方政府部門建立與維持官式關係，需要時有聯絡管道即可，原則上不會熱切與地方政府官員互動，態度較為消極。
第二種為依附大型產業上下游的各種相關供應商﹑組裝廠等，工廠規模約數百人，這種台商與地方政府會稍微熟一點，但也不會太熟。最積極的是第三種，規模較小，但人數最多，多為需依賴當地人際提供生意機會的小型工廠，態度積極，也是台商協會運作的主幹。
關於微信，A 表示台商協會的微信群組內容不會特別談政治性話題，畢竟大型廠商及中型廠商不會想談政治，小型廠商的背景較複雜，可能很多都是回不去台灣那種，只能靠在中國做生意、聽中國的。
選舉期間會有較為偏激的言論，但非選舉期間每個人本來就有特定的政治立場。群組內容看不太出來政府主導言論，提供的優惠包括台商可以便宜的價格買到機票(非包機)回台灣，這種都是中國的航空公司。
A 指出，較明顯可見的人際滲透情況例如親中的台籍幹部跟中國政治人士友好，也會私下了解其他台籍幹部的政治傾向。
疫情期間，連寄東西都變困難，台灣寄去一個月都還卡在海關，精神壓力很大，不知何時可以回家，也不太敢出去。台灣人微信社群也有假訊息流竄，如台灣疫情嚴重，這種訊息不敢 po 在微信公佈欄，但私下會傳，對中國人而言，他們會相信是真的，對台灣人而言，每個人自會有判斷，有人貼這種圖文，不一定會有人回。貼外國疫情嚴重的消息也有，但像大外宣式的中國幫忙外國的訊息台灣群組比較少。
剛畢業過來工作的台灣年輕人，比較不容易被洗腦，但 40 歲以上的台幹本來就藍綠分明，最近群組裡最近罵蔡英文的人變少，不知跟疫情控制得當是否相關。假訊息從 2016 年左右，微信普及後變多，其實受影響最大的是中國人，台灣人則是那些已經被中國同化回不去台灣的那些人受影響，但這樣的人還不少。
台幹很容易會被介紹中國女友，成功比例三到四成，結婚後，第二代就很容易入中國籍，也容易被同化為中國人。
A 認為他無法改變中國人的想法，曾經想嘗試溝通。但現在放棄了，而且感受到中國人現在有點受不了，有種想打台灣的氣氛。所以期待東南亞新廠設好，他就可以逃離中國。
他也指出，面板產業中國已經獨大，很多以前台廠的幹部就會被挖過去，台籍工程師年薪可開到人民幣 70 萬，比台灣優渥很多，但大概三四年就沒工作，回台灣也不一定能順利銜接。
這幾年很多企業高幹必須開始明確表態支持中國。他去中國九年，現在是中美最緊張時刻，對內部的控制也緊縮。台幹也有光譜的區別，有的基本上跟共產黨一樣但也有討厭民進黨但也不想統一的。以世代區分的話，45歲以下跟以上的想法也明顯不同。
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下，蘋果現在有一個策略，要在中國販賣的就在中國製造，外國就在其他國家製造，一方面因為它們評估以後可能會有不同的通訊協定，所以分廠做，海外目前就移到印度。
A 曾聽聞該市的書記打電話給台資廠長要求員工下載學習強國 app，還要回報下載情況，因為疫情也加強對工廠的監控。但在評估台海是否可能開戰時，他樂觀認為不可能開戰，因為中國還無法形成完整的產業供應鏈，所以應該不會開戰。
受訪者 B：中國新創產業高階台幹
受訪者 B 曾在中國某間新創公司任職，當時公司市值規模約兩億多，員工人數 250 人，是純陸資企業，他是第一個常駐總公司的台灣人。他還記得當時填寫履歷表時有政治成分欄，分成一般民眾、共青團或先鋒隊、黨員等不同類別，他就無法填寫。
因為是陸資企業，企業裡的人資其實比較像政風的角色，另一個人資員工到職後，還成立黨支部、工會，B 認為他可能有被調查過在台灣的背景。
當時該公司為全球前幾大開源公司，B 剛結束台灣的工作，去深圳面試，並獲聘擔任全球商務發展副總（2015-2017）後來去美國分公司任職就離開中國。
這間公司的創業者是初次創業，開了公司還當上深圳政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到該公司視察，並講了「青年創業、萬眾創新」，之後這間公司就被當成深圳的青年楷模，政策就是風吹砂，那四五年政協就找 CEO 去擔任。B 經常接待中國政府官員，甚至還有中共駐矽谷的官員、也接待過哈薩克等多國大使館、微軟總裁等等。
他認為因為台灣教育與中國教育養成不同，國際觀也不同，所以中國經營者才倚重他作為公司門面，他也帶確實帶了 ⅔ 的業務進公司。跟中國同事的相處，他認為因為基礎的處事邏輯都不同所以也打不進核心，但也不想成為核心。
中國人的處事邏輯舉例來說，他的朋友看到一場嚴重車禍，第一台來的不是救護車而是信號屏障車，因為怕被拍照上網。另外，B 也看過小區有抗議 50、60人，但一個小時就被公安武警清除。
很多兩岸交流團會到這個公司參訪，因為他們就是青年創業樣板企業。中國成立兩岸青年創業交流基地，來交流都是台灣人，但都是共產黨的錢，也沒有帶來什麼實質業績，只有交流。
深圳常駐的台幹有五到六萬人，B 也會接觸到一些台商老闆，兩岸之間的高科技產業也很緊密。兩岸交流的情勢約在 2017 年，蔡英文當選後確實有改變，對黨員的限制變嚴格、交流也變少。例如他在台灣舉辦婚禮時中國同事有來，但隔幾個月中國那邊審核就變嚴格。
因同事多為中國人，公開場合不敢談政治，頂多談 1949 年之前的歷史，當時刻意不回台投票，怕有政治壓力。雖然私下同事會問投誰，B 都選擇不講。
因為 B 的父親是台商，在上海 17 年，很早就叮囑不要在中國談政治。同事中有小粉紅，每個台灣人都自我警惕不談政治，他曾聽說台達電鄭州廠有台幹被請去喝茶，後來就回台灣不再去中國工作。
B 認為，中國的景氣確實有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深圳的失業率很高，也有不少關廠，但廠商也會有相應的對策，例如產品產地後來都登記香港，以至於後來香港也封了。
這個世代（約 30 歲上下）過去的台幹都更堅定覺得不能統一，被找去的都算菁英，去上海吃香喝辣的也有，但因為疫情在中國的台商、台幹回來的很多。朋友在台灣開高爾夫球場，最近生意變很好，因為台商都回來，要找地方打球，經濟數據也確實顯示，中國廠能撤就撤。
另外，B 認為香港抗爭也是 turning point，台資、外資不少因此撤資，對中國想法也改變。
受訪者 C：中小型台資幹部
受訪者 C 年紀約 50-60 歲，兩岸經貿開放初期就過去中國工作，已有 20 幾年中國工作經驗。服務單位均為中小型台資企業，但因與地方政府關係良好，而能取得土地，興建服飾業的觀光工廠並因此獲利。
他認為人際的連結仍是網路所不能取代的。目前台商在中國的核心網絡仍是台協，台協作為跟台辦對口單位協調事情，面對各種庶務如工商稅務、消防等等，還是要人際交流、私底下的連結才是重要的。
中國地方政府的相關單位會透過網路傳播訊息，例如工業園區主委會透過 LINE（應為微信，受訪者可能口誤）做政令宣導，但這個沒有互動，要了解「真實的意義」還是要面對面。舉例來說，因為工業和商業在中國的管理單位不同，因此工業管理單位無法做商業行為的變更，所以有可能出現不同單位都無法認定的行為，如果工業區有新法令頒布，但舊建築不合新法令怎辦?又不能拆，只能去問他們解決的方法怎樣才較符合規定。總之，沒有百分之百能讓你吻合的法條，認定的標準仍然在人。
中國現在比以前有很大進步，在透明資訊上有進步，是不敢像過去一樣那麼蠻橫，如果都要符合還是沒辦法，過去人治是 90%，現在是 60%。
C 認為，在中小企業的層級沒有政治利益的交換，但層峰不知道有沒有，例如你想當（台協）會長就要得到官方的認同，他們也不會告訴你你回台灣要做什麼，也不會下指導棋叫你回台灣要投給誰，他也知道他下指導棋是沒有用的，這個交換條件不會是在台灣的內部，要有交換條件還是就台商的利益，例如稅收、產值的要求之類。
C 表示，台商面臨的變化是成本越來越高，例如五險一金，當地房價、物價指數都比台灣高，台商的成本比起當地企業高很多，當地廠商敢逃漏稅你敢嗎？台商只能合規、合法、合乎他們的國情。但台商在當地的人數還是沒有變少。他認為中國大陸是一個讓很多人夢想得以實現的地方，也是讓很多人夢醒心碎的地方。如果當初公司設立是合法的，錢就不會回不來，舉例來說在中國買賣房子，買賣房的差價如果你有合法申報，就可以匯回來，但大部分人不願繳納 20% 增值稅，大家就不願意，因此才會尋求地下匯兌。
受訪者 D：外資台幹訪談
受訪者 D 於去年赴上海擔任大型外商中國分公司的的中階台籍幹部，年紀約三十幾歲，該分公司規模約數千人，台籍工作人員約占一至二成，比例不算低。根據他的觀察，外商公司較不受台協、台企聯等台商組織脈絡影響，也不須出席相關聚會，與中國政府的往來就是單純的商業行為。
而在台灣人社群的微信群組中，多為生活訊息，極少有政治相關訊息。他舉臉書社團「一個台灣人在上海」的內容為例，說明台灣人在當地多不談政治，若偶有相關討論，如中國疫苗上市，有人發問台灣人是否可接種，旋即引發政治口水紛爭，因此大部分台灣在中國工作的人都會自覺地避談相關爭議話題。
當問及是否在同事間聊天會有人提及政治性話題，D 說中國年輕同事偶爾還是會冒出「大家都是中國人」或者試圖說服台灣人中國還是很不錯的，台灣人通常不會反駁僅淡然帶過。但台灣年輕人在當地住久了也確實可能發生漸漸認同中國，例如稱讚防疫有效之類的情況。
由於是國際企業，企業內部對於同事之間的溝通特別在意是否遵守多樣性與包容的價值原則，因此即使是中國籍上司，在面對台籍工作下屬講話時，還會刻意將中國國慶連假改稱十一長假，且內部文件簡報時，台灣並未遭矮化為中國一省。
總體而言，疫情之下，中國政府對個人的管控更嚴格，顯現在健康碼的執行上，受訪者所居的上海，因作為中國的國際門面，他認為疫情管控相對穩定。但他也提及雖然中國看似國家權力介入個人生活甚深，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他也觀察到不少中國年輕人反而因此更在意個人隱私，例如不會在支付寶上使用全名等作為。
研究發現
1. 不同型態台商對中國政府依賴情況不同影響台幹受滲透的程度
個案 A 所提及的不同類型的台商與地方政治部門的關係親疏有別在個案 C 中獲得了確認，中小型台商確實需要為了尋找更多的尋租（rent-seeking）空間而必須積極建立關係。
學者吳介民在其專書《尋租中國》中提出論點認為，中國的尋租模式有幾個特點，第一個是集體化、機構化，第二個是既尋租又發展，台商在其間也取得巨大利益。
中小型台商的主要獲利模式便是依存於此，而獲利的過程便依賴台商本人或核心的台幹進行認識地方官員、透過交涉與協調各種行政庶務鞏固彼此關係及利益交換模式，也因為中小型企業靈活度較大，隨時可轉變投資或生產項目。
而大型企業則因營業金額、員工人數都較為可觀，也有其他海外資源與考量，因此企業營運的穩定度需求遠高於中小型企業，靈活度相對較低，尋租的模式與層級也不可與中小企業相提並論。
2. 中資、外資台幹的自我審查
個案 B 的情況與其他三者最大的差異是台灣人的身分反而是對方希望他到職的加分項目，其中包含兩層宣傳意義，一層是新創公司用人唯才不分國籍的表現，另一層則是中國與台灣的創業青年在數位競逐時代有機會可以擺脫傳統產業合作模式共創新猷，因此他以青年楷模的形象接待了大量高層級的外賓，但卻無法打進真正的經營核心，只能做為門面。
而個案 D 的情況則因有較強勢的外資企業文化，確實可能有效維持企業內部的運作獨立性而較少受外部政治力的干擾。
3. 網路作為滲透的輔助工作
如個案 C 所言，網路雖然能布達政令，但實際的溝通協調仍需發生在特定的人際連結間。而且多位受訪者均表示，微信群組中不太出現政治性訊息，即使有，回應熱度也都很低，顯見在中國的台灣人網路社群，與台灣親中的網路社群有很不一樣的討論生態，當台灣的親中社群急於表現對中國的親近與支持時，人在中國的台灣人社群則將政治話題視為不談論的存在。
反而是強迫下載學習強國 app 的行為，值得分析，因為在中宣部指導下，公務員及黨員均被要求下載，以加強政治教育，陸資私人企業亦曾聽聞被要求員工下載，台資企業在這件事上與中資企業屬相同處境，但其他外資企業則無，顯見台資企業在中國處境的雙重困境，既被當成特定外資管控，又被認為應與中資企業受相同政治教育。
4. 疫情及政治情勢緊縮，造成台商、台幹回流
由於四個訪談的時間集中於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 月，時空背景較為接近均有中美貿易戰、疫情影響及中國內部政治情勢緊縮等迥異於過去數十年的特殊情境，因此，也出現了因獲利降低、限制增加、心理壓力變大等因素使台商、台幹回流台灣或尋找其他國外商業機會的情形大增。
5. 不同世代台幹的政治認同表現不同
多位受訪者也提到年輕的台幹多有比較明確的台灣主體意識，對於假訊息的辨別能力也較高，但住久了還是有可能受到中國影響，開始傾向認同中國。年長的台幹則多有特定政治立場，且若長期於中國工作，因人際連結較強，甚至經濟利益也掌握在中共官方手中，因此親中比例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