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在遇到「資訊操弄」時會如何應對？

可以說是所有的多邊關係裡面，只要你看到所有被矮化、被打壓被被邊緣化什麼之類的⋯⋯後面都是有一個論述在作用。我比較常用到的字是「認知戰」，或者是「認知空間作戰」，你們的講法比較是「認知空間操弄」。其實基本概念就是，它已經不是真或假的問題，而是把我們日常使用的一個詞，賦予一個操作定義上沒辦法辨明真偽的說法。

例如像 PRC（中國）方面，主張說 WTO 給他們什麼資訊，都會立刻讓台灣知道，他們跟 WTO 說，他可以照顧我們 2,300 萬人的健康，這個因為過於離奇，像是平行時空的言論，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連要查證，都不知道怎麼查證起。當他們的很多論述是從這種平行時空出發的時候，到最後不管你寫什麼，看起來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這都是在進行這個「認知空間操弄」的複製。

之前被德國之聲採訪的時候，外國記者也受到這種認知空間的操弄，當時他問如何看待台灣是北京「分裂的領土」這種很詭異、是你一回答就錯的那種問題的時候，我就很直接、很自然地說「沒有啦，那是新石器時代的事情。」

我想這就是很簡單地，給他一個重新錨定。當你錨定到一個地理論述的時候，人家也很難破壞這一套，因為這是事實。一旦他回到一個可以查證、有是非、有事實可言的時候，就比較容易去進行對峙，我自己在國際，尤其是多邊的場合，可以說是每天都碰到類似這樣的事情。

能夠怎麼規範「在地協力者」呢？

各大平台，尤其是在選舉或公投的時候，他們不能再把自己當成一個無知無謂的通道，而是共同治理的治理者。他們不能變成那種⋯⋯好像別人砸了錢，就可以突破他們的事實查核機制，可以遞送到任何人的眼前，我想這部分各大平台是有一個默契。

2018年有很多社群媒體上的發文，並沒有被歸在監察院所謂的政治獻金跟花費上，而是跑到別的地方去，而這個地方是不透明的。我們當時跟 Facebook 說，請他們用即時開放資料的方式，公開廣告資料庫，並且要常態性的開放，不能下架，讓大家可以分享，要不然就是在選舉期間不能下廣告，就不要賺這個錢。我們雖然沒有法律可以強制規範，但我們有社會抵制，在台灣社會抵制是很強的，讓他們自己選。後來他們同意，才有現在的透明化出來。

自律不行，那就他律，那自律、他律真的都不行，再法律。

針對資訊操弄，目前中央的處理策略是什麼？

我們是有所謂「222 原則」，這個是 Kolas Yotaka（行政院發言人）任內，建立起來的反應體系。

LINE 上面有很多假訊息，我們會觀察有哪些特別被傳播、被找去做資訊操縱，同時也在看有哪些梗正在被用，我們如果能夠在「兩小時」之內，有「兩張圖卡」然後每張「200 字」之內，用好笑、好玩的方法去闢謠，就能達到一定的效果。

另外，培育「如何辨別假資訊」的意識也是目前努力的方向。資訊操弄是不需要有任何具體論點的，舉個例子，之前有個謠言用路透社的照片，把圖說抽換成「殺警可以領兩千」的假訊息，這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當時也就很簡單地做一個來源查核，標示這則訊息是來自「中央政法委的微博」，不管是趨勢科技的那個防詐達人，或者是 Cofacts、MyGoPen，或是剛剛說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證到這一步的話，這樣就夠了。不是說你看到什麼都不能轉傳，但是這則訊息上面就有寫說是中央政法委 po 的，那你轉傳的時候，就要了解到，這是人家資訊操弄的一部分，你按轉傳，就是在幫助他們碰到更多的人，我覺得培養起這個概念，對抑制資訊操弄散播是重要的。

那我對於公開查證是比較樂觀，因為大家比較能做公開查證，就算是小學生、中學生，他都可以來參與這個共同查核，我是建議來源查核多做，實質事實查核的部分當然是專業的來做。

有必要成立一個中央反應單位嗎？

目前事實上已經有一些規範，也不是沒有在使用，例如選舉那時候還特別通過了反滲透法，基本上當時在講的就是這件事。之前的情況下你中間只要多一個協力者，其實中間這一串都完全沒有法律責任，所以事實上溯源沒有辦法溯得到上面，那反滲透法的重點並不是有什麼新的法則，他其實就是說這個就是遞歸的⋯⋯就是中間的任何一個協力者，他上一手跟下一手有什麼責任，那他就有一樣的責任，不能因為你中間多一個跳板，這個跳板就主張我只是跳板。

所以我不覺得現在沒有法律做這件事情，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要花多少的力氣在這件事情？政府介入到什麼程度是合理的？

CDC（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是有一個很明確的觸發及關閉的條件，一旦疫苗出來，就差不多是 CDC 可以退場的時候了，但資訊戰的話不是如此，資安真的要講的話，其實沒有可以下線的一刻。

現在完全只用「訊息戰」的模式來講的話，它到底有沒有進入《塔林手冊》裡面說的「對對方的關鍵基礎設施，造成不可挽回或者難以補救的破壞」？有到這個程度，才能夠「還人家一枚飛彈」，如果程度不足以還人家一枚飛彈，基本上就不能叫做戰爭，也不是宣戰的好理由。而當它還不是宣戰的好理由的時候，我們就比照 CDC 去弄一個，一定程度上可以跳過原來制衡機制的特殊指揮鏈，是不是合宜，我認為還有討論的空間。

還有沒有想到什麼應對的辦法？

我是覺得「不活化的病毒就是疫苗」，所以我剛剛舉了很多例子，其實可以把它變成教材一類的東西。比方說，我記得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那時候覺得說，他們如果早一點成立、早一點編制，那也許「關西機場事件」的狀況會不一樣。大家現在回去看會很明確的知道，它是一個操弄的事件，而且也知道操弄的路徑是什麼，但是在當時因為大家正在氣頭上⋯⋯也不知道氣什麼，大概不會有那個心情靜下心去看這個路徑。

像這種雖然已經離一段時間了，但是大家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當時的情緒也許還記得，所以也沒有太遠⋯⋯這種大家還記得的狀況或事件，找出來做成一個展，盡可能讓大家比較生活化的重新經歷一次，就比較容易產生抗體，這些抗原我覺得還蠻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