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委員個人的政治工作經驗中，有沒有發現跟 IORG 報告中類似的情形？平常使用的社交、社群媒體有收到類似「資訊操弄」的訊息嗎？

我的工作是在國會，又在國防外交委員會裡面負責國安，加上我在媒體上的曝光度高，接收這類訊息的機會就大。

以關西機場事件為例，當時第一時間我就外交系統查證發現這有問題，根本沒有非日本機場官方的車子可以開到機場接人，為了查證也問到日本官方，確認真的沒有。查證完成之後，那時我 po 了一個文說：「這是假消息！根本沒有中國遊覽車進到關西機場。」還附上 NHK 的相片，就橋斷掉那一塊。

可是那次就很有意思。我一 po 出來，就很明顯開始攻擊我說：「我散佈假消息」，我忘記是哪一個爆料公社，在我丟這個訊息之後，很明顯有一群從來沒出現在我的粉絲頁的人湧進來要我道歉，說「明明還有另外一半橋，為什麼要變造相片」等等，開始一直扭曲，把訊息做概念置換，變成我們明明貼出查證過後的訊息，卻被解釋成是假的。

當時狀況委員如何處理？

當時突然很大量，好像有指揮官一樣，把攻擊的聲浪全部導到我的粉絲頁。那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首先，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行政院要求一個小時內再次確認，確實我 po 的那段橋有一半通，一半沒通；第二，最重要的核心命題是：中國的遊覽車並沒有進到關西機場，所以把這個核心訊息確認之後，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處理這個案例。

其實除了這個例子，還有類似很多情形。但是還好我的粉絲二、三十萬人，而且我從來沒有在粉絲頁花過廣告費，是一個一個累積起來的，所以當我們提供正確訊息時，我的粉絲頁的臉友會幫忙回擊，讓頁面裡聲音可以是平衡的。我個人相信，除了法律以外，網路上最有效的澄清力量，就是網路力量，對方透過網路放毒，你就要透過網路消毒。

我想這就像海浪一樣在比速度，而速度的取決在於訊息的內容，容不容易清楚瞭解、有不有趣、值不值得分享？假消息如此，真消息也是如此。而遏止的力量，也就是司法偵辦，會在裡面扮演「減速」的功能，它不會加速真消息的擴散，但有辦法去減緩假消息的擴散，當假消息擴散降下來，真訊息擴散提高，才能達到中共常講的叫「制腦權」，或者我們講的「認知空間作戰」。

我們一般用這三個標準，「惡意、傷害、虛假」來法辦所謂的假訊息。例如「嫦娥奔月」就是假訊息，但嫦娥沒有奔月不會造成社會傷害，就不需要被法辦。如果符合這標準的話，就需要司法或者檢調體系的介入，也許到最後不起訴，或最後只罰一千塊也無妨。真正目的是介入之後，在網路上有判決消息，會大大減緩錯假消息的散播，一旦減緩散播，而同時又有「有趣、值得分享、聽得懂」的真實訊息，那這個認知空間就會改觀。

共軍是編制內在做「網路制腦權作戰」這件事，對於網路的認知空間，如果我們理解是這麼一回事的話，它就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一個速度的比賽。

地方民眾受到「資訊操弄」、「不實訊息」影響的程度如何？

關西機場事件過沒多久還有個後記，你們可以去 Google 查「甲子園」。當時東京巨蛋舉辦個比賽，那時出現一個訊息說：「有台灣觀光客去看球賽，因為日文不通被趕出來。」後來我特別注意蘋果日報這個新聞底下的留言，前面幾則都說：「注意喔！不要犯了跟關西機場一樣的錯誤，查證一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網友會互相提醒，一旦有提醒、有警覺，這個假消息散播速度就慢下了。

後來一查證根本沒有這回事，實際情況是我們台灣觀光客去看，然後尋求協助，也得到協助，被假訊息誤傳成「被驅趕」。但經由此事，就發現這個學習曲線有意義，在蘇代表的悲劇之後，沒多久東京球場也發生類似事情，民眾就自動開始查證、分享、提醒，同時做到了減緩錯誤訊息傳遞、分享正確訊息，所以這起事件，連掀起一個漣漪都沒有。

民主社會一般被認為很難去對抗錯假消息攻擊，因為我們有言論自由，開放多元，但經過這個案例你會發現，民主的透明，以及法律的執行，民主社會可以用一套屬於自己的方式去對抗，而且會更有效。

IORG 研究團隊在分析數個疑似中國資訊操弄的事件之後，觀察到在地協力者對訊息傳遞的重要性。就你的經驗來說，「在地協力者」影響力如何？應該如何因應這個問題？

符合剛提的三條件「假的、傷害性大、故意的」類型的假訊息，被傳散出來基本上都是透過兩個模式，第一，協作者可能是媒體，把假訊息轉換成真實的報導，這有點像洗錢，把一個錯假消息洗成境內社會新聞的內容，大量散佈出去；第二個模式，在假訊息被製造出來，網友傳散分享，根據調查甚至有的是製造當下那一秒，分享者就分享了，這當然就是協力者。

目前難處理的是第一種模式，主流媒體電視台、報紙，直接引用變新聞。很多新聞源頭就是一個農場文，經過中國的媒體，例如環球時報，後來變成台灣的報紙，然後就變新聞，一般人看到新聞，總覺得有公信力，這最難處理。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部分的澄清動作要更大，要求媒體更正，透過快速的更正、提供訊息、趕快分享。

美國大選的錯假消息量也很大，我們很像看戲的，可是我們也變成那齣戲的一部分，我每天在觀察流量，有的人喜歡川普，就算他覺得訊息太誇張了，還是會分享。

而美國大選的假訊息，在三個要件「假的、故意的、造成傷害的」裡面，沒有符合「造成傷害」，所以在國內不屬於偵辦範圍，沒有煞車的力量，就很明顯讓美國總統大選的錯假消息，在台灣社會傳得很快。

所以這三個元素，你拿掉其中一個就制止不了，這是一個反證，沒有當作「煞車」的司法或制約力量之後，你就算要澄清，也澄清不來。

蔡總統在 520 就職演說中，提到我國正面臨「認知戰」以及「超限戰」威脅，您認為台灣正面臨什麼樣的非傳統戰爭威脅呢？又什麼樣的威脅最嚴重、迫切需要解決呢？

我們研究現代戰爭，有一個名詞叫「hybrid warfare」，叫做「混合型作戰」。混合型戰爭跟以往不一樣，過去是兩邊罵一罵、吵一吵，我打你、你再打我這樣，但現在戰爭可能會錯假訊息先走，癱瘓你的指揮體系。

最近典型是克里米亞，烏克蘭怎麼失去克里米亞，你如果看克里米亞地區的議會，是 97% 挺烏克蘭，只有 3％是偏俄羅斯，那最後怎麼被吃掉？黑海艦隊怎麼變成俄羅斯的？克里米亞就是很典型的混合形戰爭，先用錯假訊息，讓人民認知判斷錯誤，背離自己的政府，讓現有的政府沒辦法下指令，戰爭就很好打。

所以在「hybrid warfare」裡，錯假訊息已經成為武器。政府面對這個該怎麼處理？第一個在阻斷上，如果真達到戰爭的規模，可以阻斷境外東西進來，一旦戰爭，怕敵軍散佈假訊息，平常我可以法辦，在戰爭的時候，我當然就把你截斷掉，建立即時截斷的科技能力，我相信不只台灣，全世界都有這技術。

在我國，如果在戰爭時期，製造散佈錯假訊息，當然會有很重的法律制裁，但平常時期就比較難，我們看到很多錯假訊息，他用浮動的 VPN，例如有墨西哥、巴西、東歐等等，但最後導向都是中國還有港澳。

中國的網軍，在上海浦東有個指揮大樓，香港也有。他們建置的人相當多，我們簡單分成兩大派，一派是屬於「硬功」，駭進你的網絡、控制你的網絡；另一派我們講「軟攻」，代表訊息的騷亂，讓你社會付出成本，讓你社會離心離德、彼此仇恨，這在中共叫做「原子化社會」，把你的社會變成一塊一塊。我們三個人本來一國的，都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卻被分化成藍的、綠的，再進一步分成南部、北部⋯⋯等等，一直把你分成小塊，所以稱之為「原子化」。

那我們能做的，對內其一方法：找到「協作者」。不管是透過《國安法》，或一般錯假訊息合用的法律來法辦他；再來，建立一套讓正確訊息得以傳播的機制，這是唐鳳政委、羅秉成政委，他們現在很努力在做的事情。我們在 COVID-19 做得還不錯，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台灣對假訊息澄清效率很明顯提高，因為防疫慢慢累積民族自信心，大家相信 CDC（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總歸我們現在做的，重點就是先去減緩錯假訊息的傳播速率。透過法律、特別法針處理它的散佈，能夠「踩煞車」；而正確的訊息，需要做到妥善溝通，訊息包裝得有趣又清楚，方便傳散。這兩個一起來做，讓民主社會不斷地練習，民主社會有自我療癒的能力，我對台灣民主體制是有信心的。

你現在隨便打電話去跟你鄰居說，恭喜你中一百萬，十個人有九個會說：「你是詐騙集團。」你再哭兩下說：「我是你兒子，我被綁架了！」，十個人有十個會掛掉。台灣社會也許一開始遇到假訊息，容易被混淆，但如果政府跟人民溝通足夠，透明化程度夠、民眾的信任感也夠，這個民主社會去對抗假消息的能力不會輸給獨裁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