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在今年（2020）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到國防事務改革首要著重的是發展「不對稱戰力」，並且能夠有效防衛「網路戰」、「認知戰」、以及「超限戰」的威脅，達成重層嚇阻的戰略目標。該演說不僅將防衛此新型態的戰爭模式提升到國家政策的層次，亦透過國內外媒體對總統就職演說的傳播，增進國人與國際社會對於臺灣正面臨「網路戰」、「認知戰」和「超限戰」危機的認識。
事實上，在去年（2019）5 月 2 日立法院的國防外交委員會上，國家安全局（簡稱國安局）即指出，中共正利用臺灣作為民主社會、資訊傳播自由和法律規範不足所造成的漏洞，刻意散播爭議訊息，複製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島的模式，對我國進行「認知作戰」。並進一步指出其散播訊息的模式，包括加工新聞事件後回銷臺灣、變造爭議事件改變認知、陸媒捏造不實訊息後擴散至臺灣，以及直接指導在台陸媒或同路媒體配合報導引領風向等，以消耗政府和國安團隊的能量，並影響臺灣主要資源之投入方向及重點。
受西方啟發並進化的中共「資訊戰」
然而，無論是「網路戰」、「認知戰」或「超限戰」，其背後的整體戰略思想，都與中共 2003 年底所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相連結。且根據前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長沈明室的研究，中共主要是從美軍波灣戰後歷次高科技作戰成功經驗中，體認到資訊科技已大大改變戰爭型態，因而有必要建構一支能夠「打贏信息條件下局部戰爭」的現代化軍隊，以及強調對心理戰、輿論戰、法律戰等三戰的運用，透過輿論較量、心理對抗與法理爭奪，以爭取政治主動權和戰爭勝利。
所謂心理戰指的是透過在敵對陣營內部製造恐慌、動搖和混亂，影響敵人的心理和士氣，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例如近期中共軍機頻頻繞台以及在我近海進行軍事演習秀肌肉，即為心理戰的一環。輿論戰則是指配合國家安全戰略，在各種平台上運用傳播學、輿論學、心理學影響民眾的信念、意見、情緒和態度，以有效控制輿論，例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最近常在推特以英文發表對時事的看法，即為試圖影響英與世界輿論的積極作為；法律戰則是因應國際法和戰爭法的規範，制定例如〈反分裂國家法〉以營造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國內合法行為的情境，為未來的戰爭建立合法性以避免國際社會的反對、譴責甚至制裁，而今年 6 月剛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版國安法），亦為中共為建立有效控制香港之合法性所進行的法律戰。
近期台灣常出現的「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一詞，根據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林穎佑教授的研究，則是中共輿論戰脫胎之處，並分析其主要功能有四項，包括誘導與控制輿論、激勵民眾與凝聚信心、進行輿論反制，以及進行輿論攻防。在戰略上則可分為意識形態戰略和文化戰略。前者包含對內的中共一脈相承的意識形態歷史，例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近年強調的習近平思想，對外則以打造「和平崛起」國際形象為核心，爭取西方國家的認同。
結合情報與網攻技術的戰略支援部隊
至於另一個和「資訊戰」的討論經常共同出現的「網軍」，林穎佑教授進一步爬梳其歷史後指出，中國網軍並非是這幾年才出現，且其攻擊技術早在 2000 年左右就大致成形，並在 2005 年針對美國不同目標產業進行網路攻擊，包括針對 Google 的極光行動（Aurora Operation）、能源產業的夜龍行動（Night Dragon）、國防產業與智庫的驟雨行動（Titan Rain）和暗鼠行動（Operation Shady RAY）。上述行動中，以針對 Google 的極光行動效果最明顯，促使拒絕中國網路言論審查的 Google 直接退出中國。
而網軍背後的組織，透過分析這些網路攻擊背後的技術，並結合情報學的觀點和中國情報體系的特色，普遍認為和解放軍負責電子情報的總參三部（技術偵查部）、總參四部（電子對抗與雷達兵部）和總參二部（情報部）有關連。但在 2016 年中共實施軍事改革後，便將過去分散在各部門的情報、航天、電戰、網路作戰、指揮管制通信系統整合在新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之下，且該單位直接隸屬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經此整合，過去偏重技術領域的網路攻擊，未來將因為結合人事情報與分析能力，而在網路戰上更為精進。亦即，中共的「網軍」早已不是過去我們所認識的五毛黨等級的網軍，而是已能夠深入台灣、有能力進行制腦作戰的專業軍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