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自己平常使用的社交、社群媒體，會收到類似「資訊操弄」的訊息嗎？
我不太看 LINE 的原因，就是裡面訊息很多都這樣，謠言的部分我們看很多，到後來會懶得去看。我也認為，它的效度其實沒有那麼高，所以我們見怪不怪了啦！
我倒還沒有發現是針對我的，除了在某幾個特定的事件上面，說要把我們幾個立委抓去電擊槍決等等以外，其他我覺得還好啦！公眾人物、民意代表每天被人家罵，大概當三餐去處理了，所以還好，如果在意的話，是影響到自己生活而已。像這種訊息，它就亂傳，如散彈打鳥，我不認為一般人會有大比例去相信這件事情。我們在選戰期間，也會有對手把這種假訊息作成看板，做幾十面、花個幾百萬去弄，但效果也不大。
地方民眾受到「資訊操弄」、「不實訊息」影響的嚴重程度如何？
我的觀察是這樣：它的高峰是 2018 年的選舉，表現在選舉的投票日。新聞台或其他的媒體，包含通訊軟體等等推波助瀾，那陣子因為很多事件累積下來，政府的權威是往下降的，而當政府權威往下降，相信這些有的沒的的人數會增加，即使是簡體字都會有人相信，而且會願意分享。
2018 年的選舉完，民進黨大敗，再加上公投，當時整個台灣有點混亂。我會認為那時很像得了流感、發燒、拉肚子，但拉完之後，就開始有免疫力。所以，2018 年之後往下降，降到 2020 選舉的時候。大家開始會發現，那些假訊息有訊息的「中央廚房」在炒作，但是信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我覺得，不如讓這個社會，不管透過選舉啦，或透過單一事件去付出代價，大家自己會去判讀，像是說「裡面只要一、兩個簡體字，或者從特定族群出來的訊息，我就知道是假的」當有了這些概念，即使有影片，大家也就不太去看了。
現在是免疫力會起作用，但假訊息就像病毒株，會改變它的結構，會轉來轉去，有點鐘擺效應，但台灣比起其他全世界其他國家，這種「集體對抗假訊息謠言的免疫力」是比較強的，因為我們曾付出過沉痛的代價。
台灣在法規上是否還有不足之處？行政、立法部門分別可以做什麼？需不需要成立中央單位專責應對「資訊操弄」呢？
我們政黨輪替是和平轉移，就透過選舉，沒有特別的內戰，在黨外時期有民主前輩被迫害，但是事實上，我們在政權轉移時，是透過選舉的，也算順利，現在已經第三次政黨輪替了。
像中天在被 NCC 以 7 比 0 通過不能換照，他就藉平台亂搞一通，有些人還覺得這是言論自由，所以我覺得這很難透過立法，或「代理人」的形式去處理這些，因為我們的社會的認知還是這樣的。我們很習以為常這種「大家隨便亂講一通，不用負言論責任」的心態，所以我會覺得是自然就好。透過選舉或其他單一事件，讓集體有警覺，這種警覺會持續到一個世代，這部分我對台灣算有信心。
其實很多人在對中國的威脅，某種程度上是多重標準啦，你很難去說服，因為一個世代、一個世代各自不同。我認為在台灣，對中國非常友善的，甚至覺得台灣應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這些人，普遍年紀慢慢變老，而他們的下一代並沒有跟他們有同樣觀念，所以我覺得時間可以解決。
我們是透過這種寧靜革命的方式，來達到民主化跟法治化，那代價就是用時間換取空間。如果是用內戰，或革命的方式，換來的民主法治，在短時間之內陣痛非常大，台灣是用選舉慢慢和平轉移，所以我們時間會拉得長，但是總成本我認為是一樣的。所以以水到渠成的方式，社會比較容易接受，如果要強推一個觀念上去，台灣人還是會有那種多重標準的狀態，我是覺得不需要去強求。
我們就用 NCC 來講好了。NCC 對新聞台執照的規範，從一開始成立，國民黨馬英九執政、蔡英文執政，都沒有變過，它就是六年換照一次，但現在大家還是可以去反對它，社會要不信任你，理由也是一大堆啊。
所以若做了一個中央機制，那誰來決定這個內容是真的假的，可不可以播放？就算有個機關，去決定「有問題的訊息不准在哪幾個平台上播放」，但那幾個平台也是國外事業，它也不管你阿。有時候公權力很難下到執行面，若去成立那個機構之後，反而寸步難行，我是覺得「無招勝有招」啦！就透過現在制度下言論自由的機制，讓大家去慢慢界定哪些是屬於言論自由？哪些是超過這範疇？久了之後，大家就會慢慢上軌道了。
雖然可能會付出好幾次代價，代價可能也會很大，但大家都會輪流做「爐主」、輪流做莊、輪流被害，但既然是民主機制，這樣就好了。強制設立一個機關，在野黨一定說：這個就是威權。
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任何一套關於「網路言論跟媒體」的機制，是我看起來是合理且做得到的，所以不如無招勝有招、機會教育，我們把大方向抓好，至於社會能不能接受，可以等一點時間，我對台灣兩千多萬人的集體決定，我算是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