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 民間信仰

IORG 中國對台人際滲透研究

  • 作者 = 程天佑
  • 發佈 = 2021.3.2 20:00

前言

進香謁祖一直是臺灣傳統佛道信仰中備受重視的儀式實踐,2000 年以後,隨著各種限制逐漸鬆綁,中台間的宗教交流也更加頻繁,中共也很快意識到它作為滲透、統戰管道的潛質。

民俗佛道信仰中以媽祖信仰的交流最早也最具規模,為了推動交流並以此作為統戰手段,中共屢次擴大活動規模,並試圖重塑媽祖信仰的意涵,將宗教上的謁祖轉化為文化上的返鄉,而臺灣方面主導媽祖交流的「臺灣媽祖聯誼會」由大甲鎮瀾宮主導,在他們透過進香提升宗教地位的同時,也成為了中國滲透民間信仰的重要節點。

此外,近期也有媒體揭露中共透過掮客資助小廟興修廟體,或者親共政黨成員擔任地方宮廟管理人的事例出現。根據報導,中共已經透過宮廟系統滲透到臺灣基層,著手影響臺灣選舉的說法甚囂塵上,然而中國與臺灣某些傳統信仰部門建立了怎樣的聯繫,但這些連帶、人際關係是否,或如何能轉化成政治影響力,其影響力有多大或怎麼評估,卻始終是沒有被仔細認識。

從認知戰的視角來審視這些問題,各個頭人與組織就好比是潛在的訊息傳遞節點,透過交流,中國與頭人組織聯繫起關係,即是串起節點,而有了訊息傳遞的管道。掌握管道、聯繫上節點之後,意圖影響認知進而改變政治態度及立場的訊息就有了進一步擴散的可能。

可以確定的是,統計層面上,中國持續地透過各種因交流而建立的微信群組來投放政治訊息與宣傳,這直接增加了臺灣民眾暴露在中國訊息操弄侵襲下的總面積。在人際滲透上,藉由制度性連帶或其他利害關係,中國有辦法影響領域頭人的言行及政治立場,使他們成為政治訊息與宣傳擴散的節點,將透過頭人的人際關係,將其挹注到本來所觸及不到的地方。

研究方法及目標

基於上述疑問,我們選定幾個宮廟與交流組職作為個案研究的對象,透過對交流組織、宮廟事務參與者,以及相關學者專家的深度訪談,輔以相關資料的蒐集與回顧,試著補充我們對於中台宗教交流的認識,進一步釐清:

  1. 中台宗教交流的簡史,宗教及政治體制層面的推拉力。
  2. 目前場域中有哪些行動者,各別的類型學特徵、動機,以及組織和交流的模式。
  3. 中國透過宗教交流所施展的滲透如何運做,對台灣政治的影響有多大。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總共訪問了三個宮廟的四位主委或管理人,以及籌辦各種宗教交流的掮客一人,他們各自代表了中台宗教交流場域中的四種不同類型的參與者。位於屏東供奉大梵天王的宮壇 A 是台灣眾多地方私人宮壇的化身,作為地方大廟的台北某城隍廟 B 全台灣知名,也是謁祖交流的典型,而雲林某處的宮廟 C 所供奉的媽祖,不僅是台灣最多信眾的道教神祇,也是兩岸宗教交流最具規模、最組織化的一支,宮廟 C 也是台灣媽祖聯誼會成員。最後透過為中國地方政府籌辦各式交流活動營利的 D,則是兩岸掮客的代表。

文獻回顧

宗教交流一直是臺灣宗教、人類學門的熱門,但這類研究很少以其中的政治意涵與統戰要素為關注的重點。近五年內,與統戰議題相關,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分別是〈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古明君、洪瑩發,2017)、〈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古明君,2019)這兩篇,以下回顧這兩篇研究所勾勒的媽祖信仰交流中的統戰活動。

〈媽祖信仰的跨海峽利益〉回顧了兩岸媽祖信仰交流的歷史,指出交流的政治與宗教邏輯、不同行動者(中國官方、中國媽祖信仰頭人、臺灣媽祖信仰頭人)各自的動機,以及當前交流活動的政治宗教叢集的大體輪廓。

作者們指出,進香謁祖等宗教交流的儀式過程生產並再現了特定的宗教及政治階序。國家透過認可與正當化特定的民間宗教及其活動,一方面創造一套統一的國家文化論述,另一方面也藉此收編具備地方菁英身分的社群信仰頭人。這並不是中央到地方的單向過程,對地方菁英、信仰來說,他們也透過爭取國家的認可,來來提升並確認其在地方社會的權威及支配地位。

從廟宇宗教階序競爭的問題切入,作者們指出在媽祖信仰交流規模化之前,大甲鎮瀾宮、鹿港天后宮、北港朝天宮等臺灣最具盛名的幾間媽祖廟就因為神靈階序爭奪改變過進香的路線,而回福建湄洲媽祖祖廟進香的行動,也同樣源於這個發自臺灣內部的爭執。最終,大甲鎮瀾宮拔得頭籌,籌組了媽祖信仰聯誼會,成為該信仰兩岸交流的臺灣方頭人。

對中國的媽祖信仰來說,他們早期的課題是避免受到壓抑宗教發展的中共政權的壓迫,維繫信仰的延續。為此他們開展出一套文化化策略,強調其文化資產性質,並弱化信仰的宗教成分。在與臺灣的宗教交流逐步開展之後,他們隨之意識到跨海峽的媽祖信仰能夠成為統戰的媒介,而透過突顯媽祖信仰的這層政治功能,便能夠更好的避免危殆,甚至提升其在中共政治體系種的地位。

而對中共來說,媽祖信仰交流自然是施行宗教、文化統戰的有力工具。當中共將媽祖信仰從純粹的宗教單元轉認成統戰單元之後,它便開始有計畫的補助並涉入信仰組織與交流活動,不僅為此加強湄洲的基礎建設、成立經濟特區,媽祖祖廟董事會亦有多位官員擔任,共同投資各項地方文化觀光事業。

目前這條系統以大甲鎮瀾宮主導的臺灣媽祖聯誼會為首,作者們指出該會立場親藍、親中,曾幫國民黨籍政治人物站台、支持相關活動,也常接受中國政府招見,中國也藉著這層關係深入臺灣地方基層。2015-2016 總統大選期間,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明就透過鎮瀾宮的牽繫,與大甲區里長會談,並隱晦的表達希望里長們支持特定人選。

總體來說,中共確實透過信仰聯誼會發揮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不僅因為信仰聯誼會,中共官員有機會在臺灣直接面見基層政治人物,且作者們指出,雖然信仰聯誼會的成員政治立場各不相同,但卻共同接受了一套中台交好的政治論述,可見透過掌握一個領域頭人的關係,確實對整個社群的政治表態造成了影響。

〈作為中共發揮海外影響力工具的媽祖文化〉一文從相關文獻來梳理中共把媽祖信仰轉化的統戰工具的論述策略、手段、意涵及他們的歷史進程。這個手段可以稱做為「文化化」(cultralization),這導致了媽祖文化這個概念的出現。這個新的範疇被黨國收編改造為國家的文化工具,且其目標主要在於發揮海外影響力,而非規管境內信仰社群。文化化一方面去神秘化,另外一方面把宗教神靈與信徒,轉換成開模榜樣與受感召者。最終,取自媽祖信仰的媽祖文化,創造了去宗教化的主體位置,以文化傳播取代宗教發展,因而得以採取文化交流的形式,作為黨國發揮海外影響力的工具。

同樣可以見到官方對於宗教文化交流活動的重視逐步升高,到了 2016 年,甚至在一代一路建設的章節中出現,且 2004 年成立的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被賦予了很明確的總站腳色定位,過往,臺灣媽祖廟宇赴大陸進香,多是廟對廟的聯繫,然而,自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以來,雖然廟宇之間直接聯繫安排進香活動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是大型進香活動的安排接待,甚而旅程路線協調等涉及跨越不同行政地區以及不同單位聯繫溝通的事務,多由該協會協調和安排。媽祖文化在中國的官方論述上,被上升至國家發展,推動統一等戰略位置,透過媽祖文化搭建了中共對境外社會發揮影響力的管道。

這篇文章並不是揭露出中共宗教控制的官僚體制或權力圖示,而是從制度變遷以及意義重塑的這兩個面向,來顯露中國如何藉由宗教來進行的統戰工作。它以什麼樣的詮釋策略,透過置換意義來改換宗教的本來性質,而能夠服膺政治目的,而於此同時,也根本性的改變了信仰的本質。

專業工作者及學者訪談摘要

古明君

古明君認為大宗信仰交流系統的運作已經比較有規模且制式化,中國不會對這些信仰系統採取激進的策略,不容易看到突然立場轉變或者政治表態的事例,但中國為了更好地控制這些台灣宗教代理人,也不會讓既有的勢力獨大一方,往往會不斷嘗試與其他態度更積極、更願意配合的小廟合作,透過扶持新的代理人來維持各個勢力之間的平衡。

此外,一帶一路的戰略中也包含了宗教層面的統戰及外宣,被視為其中的文化紐帶,媽祖、關公等民間信仰就是能夠展現文化軟實力的平台,並逐漸發展出對海外華人文化統戰的模式。古注意到,已經有台灣的小型宮廟參與到這個戰略的宣傳活動之中,被中國邀請出席相關的活動,以台灣代表的身分發言支持中共所推行的宗教意識型態體系。中國在 2017 年舉辦「媽祖下南洋,重走海絲路」活動,首站就到台灣北港朝天宮分靈的廈門閩南朝天宮駐駕會香,而這類活動的主辦單位背後都有中共官方的色彩。

近年來,中國宗教的模式也有轉守為攻的趨勢。過去統戰主要是台灣宗教團體赴中國大陸進香時發生,近年開始有大陸神祇來台巡遊,藉此與台灣廟宇和信仰社群建立聯繫與交流管道,並進而透過宮廟與里長會談,建立交流網路,對台灣基層傳達訊息的事例出現。

張貴閔

在大方向上,張與古的觀察類同,都認為這些交流活動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的信仰系統,基本上並不會出現激進的統戰行為,絕大多數都是制式化、儀式化穩定舉辦的活動。這些交流活動在很多層面上,甚至因為已經成為固定的預算開支,而多少帶有消耗預算而流於形式的趨勢。

除了形式化的趨勢外,張也指出一些台灣社會大眾較沒有意識到的特點。首先是中國獲得政府認可的所有的宗教組織都必須接受官方的政治管理,台灣方面認為的純民間宗教交流至少並不存在於檯面上,而其實都是台灣民間與具有中國官方色彩團體之間的交流,受中國政府監督、控管。

其次,對中共來說,中國的宗教界也是他們要統戰的對象,就中國宗教團體而言,統戰工作並非其核心關懷,他們更關心的可能是自身的發展與存續,但礙於其與政府的聯盟關係,仍需配合中共官方的要求。

除了大型、制式化的交流系統外,張亦指出一些代理中國利益的掮客,藉著人際關係,試圖四處拉攏台灣的宗教人士,但因為中台之間的資金流動有高度管制,實際給予資金資助的難度非常高,所以實際案例非常少見。過掮客安排,要用拍攝紀錄片的方式,來為地方小廟推廣宣傳的例子而已。

呂苡榕

記者呂苡榕指出,他採訪過的許多中國研究學者覺得 318 學運之後中國與台灣間的權貴買辦系統不再有效,而過去長期耕耘的地方社群網絡和高階的權貴買辦相比,廣泛的民間交流雖然不一定有及時的成效,但是奠基在兩邊各自利益上形成的交流空間和關係網絡,讓民間的這條路線反而非常靈活,像有機體一樣能不斷進化改變形貌。

除了幾類交流體制較為成熟、制式化的信仰外,中國方面也試圖接觸還沒有建立起穩定關係,信眾基數較小的信仰,如王爺信仰就是被積極拉攏的對象,成立王爺信仰聯誼會時,中國就有相關組織主動來台參加活動邀請交流。東港某王爺信仰宮廟遭遇的情況類似,中國方面積極參與宮廟大型儀式,來台拍攝影片,增加接觸機會。

呂總結「兩岸神明來牽線 隱藏在宮廟下的政治活動」的採訪經驗,認為在地方宮廟的領域,中國的滲透目前沒有顯見、直接影響力,但糾結朋友、拉攏人際關係的工作一直在進行,猶如溫水煮靑蛙。另外一方面,宮廟就是猶如台灣社會的縮影,並不是一元化的個體,其中大多包含各股不同的勢力互相拉扯抗衡。比如部分宮廟仍保持地方角頭共治模式,決策有賴集體共識,這樣的機制使得中國在宗教領域的拉攏與滲透沒辦法輕易成功。

溫宗翰

民俗學者溫宗翰認為,中國對台灣宮廟的滲透確實存在,宮廟是提供各方人馬曝光表現的舞台,也是地方政治與地方社會結構的核心伸展台。中國一旦拿下這個場域,就有辦法藉此將觸手伸入地方社會,碰觸核心人物,直接或間接影響公眾輿論與政治事務,而這個滲透的破口與經濟利益,除了與地方政治組織的發展有關,也與宮廟管理制度的歷史構成有關。

戰後,台灣宮廟組織數波法人化改革,背後都涉及地方組織的政治角力,無論是傳統農會或漁會,抑或是地方頭人、黑道勢力等等,勢必都以宮廟作為聚合點;因此原本宮廟勢力分布多元的特徵,在管委會或董事會管理組織運作下,會形成特殊的社群關係;管理委員(董事)由信徒投票選出,但信徒的身分又是管委會(董事會)認定,宮廟組織的權力結構因此成為封閉循環,即使有不同系統的政治實體存在宮廟組織結構中,但其實都在同一個「地方」與「宮廟組織」之中輪替。高層寡頭把持權力缺乏制衡,這使得中國只要有辦法收買足夠席次的管理委員(董事),就能贏得宮廟支持,改變其政治立場。宮廟政治立場不見得顯現在外,卻能因為封閉的組織運作,讓宮廟及其觸手可及的資源網絡整體投入地方政治工作之中,這才是最大隱憂。

至於各式以宗教為名目交流協會或組織,並不一定從事宗教交流,其背後涉及更複雜的社會關係、經濟網絡,並也牽涉到兩岸政治互動;最核心在於宮廟系統背後的經濟互動,其實才是左右著地方底層人們政治選擇的關鍵。

以某神明聯誼組織來說,組織的社會威望、名聲,讓主事者有很多經營個人品牌與經濟網絡的機會。主事宮廟因此能在宗教觀光,以及宗教經濟層面,累積雄厚的社會資本,不僅與大眾媒體、公關公司等,建立合作關係,相關產業經營者最後甚至直接進駐到宮廟系統中。這使得一場看似單純的宗教觀光或宗教交流團,背後工作不僅止於旅遊產業的營運,另一方面也有來自中國政治利益的經費輸出,並也涉及到其他經濟互動的地下運作,台灣宮廟幾乎是雙手奉上人群結構與社會關係,使中國方能掌握臺灣社會脈動。因此,真正的政治互動,其實發生在宗教交流與觀光回來之後。

除了宗教觀光產業,宮廟人脈資源本身並不是一項複雜的投資,他有很明確的地方經濟基礎,舉凡營造業、農林漁牧業、商業金融等等,都有可以透過宮廟舞台,轉化成經濟利益的社會資源,溫指出這種經濟互動,其實就是中國以宗教先行、兩岸促統產生的最佳實質效益,有了宮廟作為連結的據點,文化脈動與經濟支撐,就能進入地方政治裡滾動,串聯地方社會就顯得比較容易入手。這個影響層面非常巨大,下至底層社會,上至政治人物,即便是兩岸合作的學術互動,也會出現以宮廟帶頭,促進學術交流的合作機制,這裡面涉及環環相扣的對台宣傳建置。

簡單一點說,宮廟乍看之下並沒有辦法舉旗號召投奔中國,卻能在社會網絡中,透過宮廟經濟與社會關係,建立起穩定的互信基礎,來動搖民意影響民心。

某研究領域為台灣民俗的學者

該學者將台灣與中國交流的宗教單位分作名香火鼎盛的大型宮廟、地方型小廟,以及私人宮壇等三類。與大型宮廟的合作通常以贊助大型活動的方式進行,這類活動成本過高且收效不明顯,不是中共主要努力的目標。相對的,地方型小廟利於發展基層的鄰里關係、私人宮壇則更容易直接透過人際網絡觸及,是他們主要努力收買的對象。

對大型宮廟的影響以台中某媽祖信仰宮廟為例,該宮不僅主導創立了台灣媽祖信仰對中國的交流組織「台灣媽祖聯誼會」,亦與中共高層關係深厚。2015 年底適逢台灣總統選舉,該宮廟更糾集了某行政區 29 個里長,與來參訪的中國海協會會長陳德銘進行閉門會談,與會的里長透露,陳雖未直接提到總統大選的支持對象,卻說出「考量兩岸關係,做出最佳選擇」,顯然已經超出宗教、文化交流的範疇。

地方宮廟方面,該學者指出,近來中華統一促進黨十分積極且張揚的拉攏、滲透各地宮廟。統促黨的成員甚至就在訪談表示正四處注資於各地小廟,並向該學者坦承這些資金的來源就是中共。其中,以炸邯鄲而聞名的某宮廟系統,除了本堂以外,全台各地的其他分堂都已經被統促黨滲透。

案例分析

宮壇 A:私人宮壇

位於屏東的私人宮壇 A,供奉大梵天王。地方上也沒有特別的知名度、該神靈信仰在台灣並不算普及,信徒多是基於對負責人本人的信賴才成為信徒,是台灣典型的私人地方宮壇。

自負責人在家開壇問事之後,他便開始定期帶著信徒們到各地的廟宇、靈山拜訪進香,這類進香活動每年會進行二到三次,以 2010 為分界,之前的進香活動以國內為主,之後則遍及中國、泰國、日本等地(詳見表 D.2.1)。所有前往中國的交流行程都需要透過旅行社的安排,且每次行程皆會有一接應配合的個中國的旅行社。進香團主要目的是拜訪各地神祇請示解惑。

年份

地點

2010

泰國曼谷四面佛

2011

中國杭州西湖林隱寺

2012

中國廈門南普陀寺

2013

台灣外島

2015

中國西藏、中國湖北武當山、中國福建泉州西吳宮、中國福建漳州華陀祖廟

2016

日本、中國雲南薄竹山、中國昆明須竹山

2017

中國山西五台山、中國福建湄洲天后宮、中國浙江寧波北普陀、中國廣東三山國王祖廟

2018

中國西藏、中國青海崑崙山

2019

日本

2020

台灣馬祖

表 D.2.1 宮壇 A 進香年表。

但宮壇 A 從未有和中國的官方單位或宗教組織維持聯繫。根據負責人的回憶,僅有的兩次與宮廟管理方接觸的經驗,一次是帶團到廣西三山國王祖廟時,廟方準備有「歡迎台灣來的某宮進香團」紅布條,另一次是因為他們所呈的疏文上面寫有中華民國的年份,廟方管理單位不能接受,最後負責人給在場廟務人員每人一個兩百塊人民幣的紅包,他們才放行。

宮壇 A 根據台灣民俗佛道信仰中走靈山、會靈傳統而赴中國交流,依循宗教的內部邏輯。其次,該宮廟與中國的各類官方或民間單位、個人都沒有特定關係,所以並不存在人情因素。其三,他們亦沒有透過交流活動謀取經濟利益,而反倒是宗教交流經濟中的消費者。其四,他們並沒有對中國抱持特定的民族主義情感,或因為交流活動改變國族認同的立場的跡象。

整體來說,宮壇 A 的例子反映了台灣現在許多地方小宮廟赴中交流的動機與模式,它一方面指出了中國對兩岸宗教交流的接觸及滲透仍不至於無所不包,許多頻繁來往兩岸的地方宮廟仍是宗教統戰體系的漏網之魚;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兩岸宗教交流的場域中,傳統民間信俗十分可觀的驅策力。

台北某城隍廟 B:地方大廟

此廟位於台北市,頗具盛名。城隍廟 B 並非因為民間信俗的走靈山、會靈傳統,而是揉雜了親情與宗教文化的認同追尋。

據廟志紀載,該城隍廟最早在前任管理人任職期間開始與赴中交流。該管理人赴中溯源,並籌集款項希望能重建祖廟。但重建尚未開始前,前管理人便因病去世,使得重建工作落到現任管理人身上。此後,現任管理人開始頻繁往來兩岸直到 1999 年祖廟完工為止,此後該廟與中國廈門集美霞城城隍廟因此有了深刻的聯繫,每年城隍廟謝神時,現任管理人都固定會帶團回祖廟參加,一直持續至今,而霞城城隍廟也不時會來台參加城隍廟五月十四的城隍爺生日慶典。

與宮壇 A 相比,城隍廟 B 與中國的宗教交流更為深刻且緊密,甚至不只是交流,更直接參與到中國的宗教事務之中,影響力深厚。城隍廟 B 也成為中國官方亟欲合作的對象。2012 年,廈門市集美區區長希望籌辦霞城城隍廟成立三百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最終在城隍廟 B 的主導下活動順利落幕。

儘管城隍廟 B 對中國祖廟事務參與甚深、和地方官員熟識,且負責人與該地有深厚的情感聯繫,這些聯繫似乎只停留在宗教與人際情感上。管理人除了在訪談時透露了對習近平的不滿外,更提及因霞城城隍廟刻有「臨海門」的匾額是施琅當時在該地練兵準備攻打鄭成功時所刻,中國的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曾有意將其帶回館內收藏。管理人認為該匾對當地具有先民歷史與情感的價值,故並不贊同,並鼓動當地民眾一起反對此事,最後也順利的把匾留在集美。

此外,曾有台灣人希望與他合作在當地能成立一個台閩文化園區招攬觀光。但他對此事並不感興趣,認為蒐集硬體沒有意義,重要的應該是儀式、傳統、音樂的復甦,顯然經濟利益並不是驅使陳負責人進行兩岸宗教交流的動機。

我們除了能看到跟宮壇 A 相同,基於宗教邏輯本身的交流動機外,還多了一層因為人際情感所牽連起來的關係。因為廟宇的歷史與家族的歷史密不可分,管理者所承擔的使命,就不只是宗教更是關於家族及親情。這份人際情感聯繫讓她決定背負兄長所寄託的使命去完成祖廟的修建工作,祖廟就是他兄長的意志,而祖廟所處的集美用她自己的話說,就像是他的另一個家鄉。

這個例子讓我們看到了宗教交流的場域中,除了宗教祭儀之外,另外一項同樣源自於漢人社會文化的吸引力,即漢人對於血緣以及由此輻散出去的人際情感的重視。這項因素在兩岸交流中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之顯著自然無需多言,它也是各類支持統一的論述中,一項非常主要的立論基礎,而城隍廟 B 的案例讓我們看到了有別於那套主流論述的情況。

對管理人來說,兩岸之間的親情以及由親情延伸的人際情感絕對存在,但對她來說血緣認同並不一定等同於國家認同。由此我們發現,在部分民眾的認知中,國族認同與血緣所延伸的情感聯繫並不如主流論述所設想的那樣被綁在一起,這兩者的關聯是在一次次的再詮釋中被鞏固出來的人為產物。

雲林某處的宮廟 C:媽祖信仰社群與「台灣媽祖聯誼會」

媽祖信仰交流的社群中,鎮瀾宮主導的「台灣媽祖聯誼會」成立最早、會員最多影響力也最大,雲林某處的宮廟 C 是該會成員,在某任主委甲的任內與中國的交流次數也顯著增加。

雖在現任主委甲上任之前,宮廟 C 就已經有在進行兩岸交流,但並不頻繁,前任主委乙的任內,大致是兩到三年一次,主委甲上任以後交流活動才開始頻繁起來,他受訪時從信仰儀式的角度回答,表示在他任內廟宇經過 7 年終於整修完成,所以打算藉此機會回祖廟刈香稟報,順便建醮,所以最近幾年的交流才會變得特別頻繁。

除了信仰儀式以及吸引香火的需要外,主委甲表示宮廟 C 本身與媽祖聯誼會的交流互相獨立,他除了醮儀式,也因為有幹部身分會頻繁地參加聯誼會所主導的交流活動。他參加媽祖聯誼會的活動已經有 6 至 7 年,與聯誼會核心成員的關係深厚。

論及交流活動的內容,宮廟 C 除了前往湄洲媽祖祖廟、賢良港媽祖廟進香,到其他由宮廟C分靈至中國各地的媽祖廟巡香外,也會參加湄洲祖廟的祭典。聯誼會方面,主委甲不僅參加過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中共官方所舉辦的海峽論壇,也跟聯誼會去過北京與上級主關單位見面。

從對主委甲的訪談中所得知的宗教交流目的與內容,大多都仍算是循著宗教的內部邏輯運作,但另一方面,主委甲積極參與媽祖聯誼會,赴中參加論壇甚至到北京會見官員等行為,不是基於信仰儀式的需要,而可能包含其他原因或甚至個人的利益考量。

對前主委乙的訪談證明了這樣的猜想,主委乙對兩岸宗教交流的態度明顯沒有主委甲來得熱絡,認為赴中國謁祖進香確實有他信仰上的需要,但此類活動有做到就足夠,反覆再三進行並無意義,在他看來宗教信仰上的目標不需要透過積極從事交流活動來達成,在地事業的經營才應該是重點。

主委乙表示聯誼會的很多活動的根本意圖並不是宗教交流,而是藉此與中國的官員打關係、做生意。許多成員在中國都有事業,比方會長就有經營旅行社。透過這層關係更容易的接觸到高層官員,但因為他沒有在中國經營事業,且不認同這樣的做法,故不喜歡參與這類的活動。

我們也分別詢問兩位主委是否有遭遇過中國藉著交流活動來進行統戰工作。現任主委避重就輕的躲開問題,表示統戰都有,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與交流。前主委同樣表示中共統戰一直都在,但不談政治話題只「交朋友」,盡可能款待交流團而已。兩位主委都承認了統戰無所不在的同時,中國關係的態度卻也明顯不同。雖然不能認為宮廟 C 近年參與宗教交流的次數頻繁增加是因為廟方被中共收買或滲透,但與能肯定與主事者的更迭直接相關,主事者的立場雖不至於影響整個祭祀圈,卻會影響宮廟的其他管理幹部。

宮廟 C 乃至媽祖信仰的交流熱絡,不純粹是因為宗教信仰的上的需要。刈香、做醮看似為交流行為提出了一套理由,但如何執行也有被動地被揀選、解釋的空間。廟務如何治理、怎麼樣的儀式行為能算是有益於信仰的發揚,有因人設事的要素存在。

這些因人設事的曖昧空間,讓不同經營者各異的政治立場或其他個人意圖能夠被埋藏其中,每當經營者有所更迭,廟對交流的態度就很可能因此改變。對中共來說,就算不是所有透過宗教來進行的統戰活動都能成功,但只要他們不斷進行,耐心等到因為人事變動產生的破口出現,人際關係網絡總還是有可能被一個個撬動。

在宮廟 C 的個案中,雖然交流表面上仍源自宗教本身的需要,但主事者個人的政治立場與利益的考量,也同樣影響了交流的頻率及態度。現任主委甲並不像媽祖聯誼會的其他成員在中國經營生意,但他喜好四處交友、搭建關係的個性,也使得交流更像是他自己建立關係的場域,而更甚於滿足宗教儀式或招攬信徒的需要。

兩岸掮客 D

除了前述三種行動者外,在兩岸宗教交流的場域中還存在著一專門搭橋牽線,透過促成兩岸合作、舉辦活動來牟利的專業掮客,此種兩岸掮客如本訪談對象 D。D 自 1997 年參與籌辦關聖帝君首次來遶境後,便開始了掮客事業,策劃過數十項與兩岸交流相關活動(見表 D.2.2)。

年份

活動

2003

全球華人公祭后土聖母大典

2009

第二屆兩岸福清石竹山夢文化節

2012

第一屆海峽兩岸道文化合作論壇

2013

兩岸媽祖佑南疆

2014

第二屆海峽兩岸道文化合作論壇

2018

第一屆堯都民間祭拜堯帝大典

表 D.2.2 兩岸掮客 D 籌辦之宗教相關活動年表。

D 發現各處的地方政府都亟欲謀求地方發展,想要招商引資並吸引觀光,但它們空有豐富的地理及文史資源,卻完全不知道要如何利用起來。商業嗅覺敏銳並饒富創意的 D 便開始為中國的地方政府出謀劃策,想出各種推展地方文史特色的活動及慶典。

以「兩岸媽祖佑南疆」為例,D 想幫海南省政協主席拱起海南的媽祖信仰,遂想出了「天下媽祖佑南疆」的企劃,要籌辦慶典邀集世界各地的媽祖來海南聚首,最後把範圍限縮到中台兩岸,不僅邀請到了湄洲媽祖祖廟、鹿港天后宮,中華民國漁業公會聯合會理事長也帶領了兩百多位台灣漁民一同參加。此外,D 還策畫了海南五指山與台灣阿里山締結姊妹山、海南海口港與台灣高雄港締結兄弟港的儀式,前者由阿里山鄉的鄉代會主席代表參加,而後者則有當時高雄港務局的副局長出席。

其餘的各類宗教慶典活動籌辦的過程也都大同小異,無一例外都是由中國地方政府發起委託,業務內容十分接近公關公司,與一般公關活動運作方式不同的是,提案招商仰賴的是掮客與地方官員的私人關係,其次,活動本身成功於否並不取決於社會大眾的評價,重點是能成功招來多少、多高層級的台灣官民,以及創造什麼程度的統戰宣傳成效。

D 籌辦的宗教交流活動與湄洲媽祖祖廟這類本來就有很強的宗教號召力,促使這類宗教交流活動出現的並不是源自宗教或民間習俗的內部邏輯,它們既不以吸引一般民眾參加,或者根本就沒有「活動」開放一般民眾參加,其次,以高層交流為主的「海峽兩岸道文化合作論壇」事實上是仿擬更有名的「海峽兩岸道文化論壇」,要不是有 D 透過各種方式拉攏台灣的相關人士參加,便不具有實質上的號召力。也就是說,真正需要並促成這類活動的,並不是參與活動者,而是籌辦活動的中國政府及兩岸掮客,一方基於對台統戰成果的需要,而另一方則追求經濟利益。

D 之所以在中國能贏得各地地方政府的青睞,是他握有的與台灣宗教界乃至各個領域的人脈及牽線能力。直白地說,就是有辦法把人帶去中國地方,為它們充統戰成果的績效的本事。

D 也是非常明白中國這些地方政府的箇中需要,在各式親中、中國媒體的訪談報導中,無數次重申其對兩岸統一的支持。這套說詞很好的為他的掮客工作找到一套冠冕正當的理由。但在 IORG 對他的訪談之中,卻又發現他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展現出太多民族主義情感,表態更多的是在為他的工作維持正確的政治形象,本質上還是一個以利益為考量的商人。

這個案例讓我們面讓我們看到在民俗宗教本身的驅力之外,中國地方政府對統戰業績需要如何成為促成交流的另類因素。D 所經手的這些案例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層級較低,各類關係資源較為欠缺的地方政府,他們想要發展招商、做出統戰成績,卻沒有資本與門路。可以說這項宗教交流的買辦生意,除了在大方向上源於中共的對台統戰策略外,與中國特有的官僚晉升體制、區域競爭關系亦息息相關。

研究發現

我們發現兩岸宗教交流的場域中的主要行動者有中國政府、中國的各式宗教組織,以及台灣民間宗教組織。與中國不同的是,台灣政府則鮮少主動參與到這些交流活動。

中國政府的意圖最明確,無非希望透過宗教的管道來實加對台灣的統戰的政治議程。也因為中國威權政體對宗教領域的治挾能力,讓中國政府不僅只是被動參與,還積極的試圖改變宗教交流的形式與意涵,將神靈階序、宗教文化,與國族意識、中國文化連結,試圖透過宗教文化來影響台灣參與者的國族認同。

中國民間的宗教組織一方面因為他們無處不受到中國政府的監控,就算出於自願,行動都也必須在統戰的大目標上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中國的許多宮廟已經丟失了宗教禮俗祭儀與信眾,在交流的過程中反而是接受文化傳承的一方。這使得中國宗教組織雖不能說是完全缺乏自主性,但終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必須作為黨的統戰機器。

台灣各式民間宗教組織的交流則更為複雜多樣,依據我們對上述四個個案的理解,大致能夠分別出四項因素,分別是宗教因素、經濟因素、情感因素,以及國族認同因素。

宗教因素是宗教內部的文化與儀式規範所產生的驅動力,諸如赴祖廟進香、與友好宮廟會香,或者台灣佛道宗教民俗中的走靈山、會靈等行為。這類宗教交流源自宗教的內部邏輯,可以由民間組織自主發起,並自我圓滿,不需要其他類的因素便足以單獨運作。

經濟因素指的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考量而促使的宗教交流的情勢,台灣媽祖聯誼會藉由聯誼會的關係經營旅行社或兩岸掮客 D,為中國地方政府籌辦的各式論壇、祭典屬於此類,這類因素不能在宗教交流的場域中單獨出現,而必須配合各種可能的宗教理由,且經濟收益的來源不是中國政府直接給予,就是受到中國政府的青睞而獲得的特許身分而獲得,所以與此類因素有關者,必然為中國的統戰政治議程服務。

情感因素指的是因為人際情感而促使的兩岸宗教交流,在我們考察的個案中,包含這項因素的例子僅有台北某城隍廟 B。情感聯繫雖然一直是兩岸交流的主要因素,但在宗教交流的場域中較不常見,但人際情感總是在相處中培養,隨著交流的時間與次數拉長,情感因素在宗教交流中的影響力應會持續增加。

國族認同因素是基於對中國這個國族身分的認同而進行的兩岸宗教交流,在兩岸掮客 D 的公開訪談報導中可以最明顯的看出這樣因素的作用,雖然不管他所籌辦的各類活動、或者經營的各式組織,都可以明顯的看出這樣的國族認同立場,但正如個案分析中所提到的,其實在更大程度上,國族認同只是許為了做掮客生意所包裝起來的形象,在根本上卻並不是真受到這項因素的驅使。在我們的研究中,固然有發現許多基於經濟利益,而主張傾向統一的行動者,卻並沒有發現純粹是為了國族認同而從事兩岸宗教交流的行動者。

在兩岸宗教交流的現實場域中,我們可以在台灣民間行動者身上看到一個因素或者多個因素同時出現。宮壇 A 所進行的宗教交流,就純粹基於宗教因素,的城隍廟 B 則包含宗教與人情兩項因素,宮廟 C 與媽祖信仰聯誼會,則包含了宗教、經濟兩種因素,而最後一個 D,則以經濟因素為主。

結論

兩岸宗教交流領域中真實存在的利益交換不可能大張旗鼓地進行,這使得要找出中國對台灣進行訊息操弄或影響政治的政治格外困難,但我們仍能藉著對專家、宮廟管理人,以幾兩岸交流事務的從業者的訪談中,大致勾勒出目前宗教交流的樣貌,並以藉此了解中國在宗教交流中所施加的統戰影響。

可以很肯定的是,中國積極且持續的在這個領域中努力,活動與資金規模皆有增無減,儘管短時間內很難有明確的收效,長遠來看,對臺灣宗教系統的人際關係滲透是不斷在累積增長的。以宮壇 A 為例,就算中共目前對宗教部份的滲透仍未構成可觀的政治影響力,但在因為人事調動或其他可能的破口出現時,就很有可能趁虛而入、向下滲透。

根據一些專家學者的觀察,滲透已經相當嚴重。學者就指出中國不僅透過統促黨收買小廟、台辦官員直接下政治指示,甚至宗教交流活動已經成為中共幫助臺灣政治人物收買樁腳的手段。

儘管整體狀況不容樂觀,根據本研究的個案訪談,我們仍須指出目前的兩岸宗教交流很大的程度上仍基於台灣民俗信仰的內部驅力及自主性,這不僅是對進香活動的熱忱,同時是重視宗教文化的振興本身,能夠拒斥經濟利益及加諸在宗教意涵上的政治宣傳的能力。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從 D 的例子中注意到,許多中國透過宗教名義來施行政治宣傳的活動,背後的籌畫者其實就是台灣人自己。這些掮客根本上不因為國族情感,而在乎經濟利益。他們仰仗台灣比中國更豐富的宗教文化資源,來幫助中國重塑宗教國族史觀的敘事,但這種行為很可能導致台灣最終失去了宗教文化的優勢及話語權。

在兩岸宗教交流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一直扮演著積極的角色,而台灣政府卻似乎一直抱持守勢,我們認為台灣政府應該更積極,不能僅有對中國滲透的監控,也有必要在宗教領域拿回話語權。台灣在宗教習俗的保存、宗教自由的保護上都遠超中國,這些優勢如果能妥善發揮,未必不是扭轉宗教國族敘事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