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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壞民主故事，建立對威權的認同

黃兆年以報告中的個案舉例，認為中國透過「說壞民主故事」來凸顯民主政治的缺點，用反向角度企圖影響民眾認知，認為威權體制，或是中國模式，比民主政治來得安全、有效。

至於中國為什麼採取這個手段來操作，而我們又該以什麼方式來因應新型態的資訊戰？黃兆年以資訊的「來源」、「傳播」，跟「接收」三個面向整理，首先他認為在這三個環節中，最大共通問題就是：在地協力者。

他再進一步說明，在地協力者可大致歸納成兩種，其一是「中共的在地協力者」，此種通常會有明確具體與中國的資金往來，或是指揮關係，這類協力者，通常會分佈在「來源」和「傳播」；另一種是「無特定利益驅使的在地協力者」，可能單純因為政治意識形態不同，情緒受到激化，而去做傳播訊息的動作，較多分佈在「傳播」與「接收」。

來源：規範禁止、資訊透明

將協力者的樣貌歸納出來之後，黃兆年針對不同的在地協力者，提出個別處理方式建議。首先「來源」他歸納兩種作法：一種是禁止，例如《反滲透法》，透過法律規範禁止收受中共資金、接受中共指揮等特定行為，短期可達到嚇阻效果，但長期可能出現鑽漏洞等規避的可能性；第二種，就是將資訊來源透明化，透過規定與鼓勵可能的在地協力者，去做自我揭露，把背後的資金來源或資訊來源透明化，「我覺得這是比較積極正面的方式，也可長可久。」

以同樣受中國資訊戰影響的澳洲，在去年實施「外國影響力透明度計畫法」（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內容包含外國人有義務登記政治遊說，將活動種類、目的與資金來源等資訊透明化。黃兆年以澳洲為例，在法案通過之後，有許多前朝官員紛紛辭掉和中國組織相關的工作，避免自己被認定為代理人，「某種程度上，透明會比禁止來得有效、powerful」。

傳播：課責；接收：判讀

再來談到「傳播」，此階段黃兆年認為重點處理方法是「課責」，讓特定或非特定的協力者，尤其是具有傳播功能的媒體角色，落實事實查核，提供公民社會公正、多元的資訊，盡到本該擔負的社會責任，實現更完整的新聞自由。最後，「接收」資訊者即為一般閱聽大眾，這個階段需著重在民眾的「賦能」（empowerment），建立個人的媒體識讀、資訊判斷能力。

社會信任、包容是永續解決之道

上述因應方式，主要是制度層面的考量，但在黃兆年的觀察中，文化中潛藏的心理因素，才是資訊操弄得已發揮影響的關鍵。在當前社會，彼此信任與包容相對不足，少數立場的人容易在輿論弱勢的情況下，找不到歸屬感，這時若看到符合內心立場的訊息，即使資訊不正確，也會選擇相信、傳播，黃兆年認為，這是最根源的問題。

因此，讓社會更包容，促進不同立場間的對話，每個人能從中找到認同感與歸屬感，就不需要藉由傳播假訊息，來滿足心理需求。黃兆年相信，比制度層面的管理，這更能夠永續、和平的解決台灣面對資訊操弄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