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 中國對台人際滲透

在青年群體，短期、淺碟的交流活動因被認為效益不高，已不是對台青年工作的重點。近期，創新、創業計畫逐漸成為主軸，中國政府推出各種交流活動，設置創業基地，提出針對青年工作條件的惠台政策，吸引年輕人前往中國實習、工作。不過，40 歲以下青年世代的台灣主體性認同較為強烈，對台青年工作的成果仍待評估。（詳見 D.1）

在民間信仰群體，中國政府長期、積極主導兩岸宗教交流，規模持續擴大。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大量佚失的宗教科儀在台灣存留，台灣宗教界人士得以藉此優勢與中國進行連結，以取得經濟或更高的文化利益。透過宗教、情感、經濟、國族認同四種因素的交互影響，民間信仰確實為中國著力甚深，且已有明確成果的滲透目標群體，而各種信仰聯誼人際組織的成立，即為滲透之明確成果。（詳見 D.2）

村里長群體因「服務里民」，對低價旅遊行程有所需求，赴中旅遊的優惠套裝行程因而成為可供操作的施力點。另外，村里長們亦會以「自己只是基層，影響不了大局」自我說服，而由村里長組成的「基層聯盟」，也確實尚且無法看出其作為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多位村里長認為：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多了解中國也沒什麼不好，針對村里長群體的人際滲透，確實能使人放鬆警戒，改變對中國的觀感。（詳見 D.3）

台幹群體 30 年間跟隨台商腳步前進中國，與台商有著不同的分殊發展。台資企業中，中小型企業的台幹為取得更多在地經濟利益，必須更緊密且靈活地連結當地政府官員，相較之下，大型企業的台幹與中國地方政府僅需維持官式關係，受政治壓力較低，這樣的關係長久以來未有明顯變化。在中國的中資新創企業為了提升全球化形象，會起用台籍幹部，但台幹仍難打入企業核心。而在外資企業工作的台幹則可能因有外資的保護傘，受政治力影響較小。在疫情及政治情勢緊縮的情況下，台商、台幹回流或外移的情況逐漸明顯。（詳見 D.4）

中國政府作為對台人際滲透的發動者，不同層級政府單位的角色、行為、強弱有所差異。地方政府對民間信仰（D.2）、中小型台商台幹（D.4）的滲透角色明確，主動積極舉辦交流、解釋法規。中央政府則定調「一代一線」，即「青年一代、基層一線」的政策，主導對青年（D.1）、村里長（D.3）的滲透，大型台商、外資企業（D.4）亦受中央政府政策影響較大。此一分野可能與中國對台滲透工作的發展脈絡有關，民間信仰、台商台幹的兩岸交流管道形成較早，而青年、基層工作的政策性宣示則較晚。

針對青年（D.1）、民間信仰（D.2）及村里長（D.3）的人際滲透，對象多為在台生活的台灣人。根據訪談，受訪者大多認為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並未發現因參與滲透而轉而認同「統一」。有受訪者因香港「反送中」運動或經歷交流時的言論控制，而體認自由民主的重要、開始質疑中國，亦確有部分受訪者因旅遊、交流活動、網路社交，與中國人連結，增進對中國的認識、情感，改變對中國的想法。

身在中國的台幹（D.4）、赴中創業的青年（D.1）有審查自身言論、不願對政治事務積極表態、甚至不願回台投票的情形，以避免被他人探詢政治傾向。以 40 歲劃分，年長、年輕世代對中國的看法有明顯落差。40 歲以上，長年在中國工作、居住、有家庭事實，與中國形成綿密的連結；40 歲以下，不論是否支持民主進步黨，多具有明確台灣主體意識。前往中國，是為了賺錢，多會設定期限，不願長期居留，希望能前往其他國家或返台工作。另外，社會、經濟條件弱勢、在台職場競爭力較低者，較容易受到中國各種經濟誘因影響（D.1）。

宮廟主事者及其信眾、村里長及其村里民，「服務提供者」對「服務接受者」的責任、「服務接受者」對「服務提供者」的期待互相回饋、強化。這樣的「雙層結構」有助於組織者自我說服，接受中國提供的利益。

宮廟、村里，皆為中國政府對台人際滲透政策「基層一線」的對象。對民間信仰的宮廟主事者而言，中國提供的資源能吸引信眾，有助鞏固該宮廟的地方信仰權威。對村里長而言，選民服務需求繁雜，而公務資源有限，在勝選壓力下，中國提供的各類資源常能突破村里長心防。

基層組織交流，由宮廟主事者、村里長──「服務提供者」作為中介，與中國方面協調，使信眾、村里民──「服務接受者」獲得各類利益，如低價旅遊行程。無論服務提供者是否能獲取利益，他們皆可以「這是公共服務，而非圖利個人」為理由，自我說服。

中國政府過去「三中一青」政策的三中──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與現今「一代一線」的一線──基層，其指涉對象高度重疊，與 IORG 所研究的民間信仰（D.2）、村里長（D.3）、中小型台商台幹（D.4）3 個目標群體相關。另外，「一青」、「一代」也是重疊的群體，新創企業多為青年，而中國政府所提對中投資或赴中就業的政策，也特別針對青年群體提出「優惠」（D.1）。

針對不同目標群體的人際滲透行為，可能交互影響。例如，針對「三中」、「一線」設計的參訪行程，宮廟就可能作為景點，交流同時，也會參訪宮廟所在的村里，而當地村里長也常是宮廟的重要幹部。在中國，中小型台商的在地經濟利益也與台灣參訪團有關，例如，當地原料、商品進出口、提供落地食宿、交通服務，或經營觀光工廠招待參訪團。這些經濟行為金額不大，但足以讓中小型台商獲取利潤。其中，亦可見中國毫不掩飾的政治意圖，海協會會長曾透過大甲鎮瀾宮牽線，在里長座談表達希望支持「有利兩岸」特定總統候選人（D.1）。

根據訪談，受疫情、中美關係影響較大的群體是在中國工作的台幹（D.4）。受控制程度增加、商業利益下降，使在中營運的政治壓力增加、誘因降低，許多台商紛紛尋求回台投資，或赴東南亞等地設廠，台幹則因隔離措施，選擇回台後不再回中國工作，預定赴中工作的台幹亦有延遲出發的情形。

根據台灣防疫政策，中國籍人士僅持有居留證、國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專案許可者可入境，兩岸青年、民間信仰、村里長交流規模急遽縮減，實體交流幾乎停止。例如，原訂 2020 年 3 月舉辦的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即因中國人無法入境，廟方預估減少 3,000 人參加。同時，網路交流重要性提高，例如，無法實體參訪的道教宗教團體即於 2020 年 11 月舉辦了首次線上論壇「第十二屆海峽兩岸道文化論壇」。台商返台、網路交流因疫情加速，目前未見停歇。如何改變中國對台滲透政策，須持續觀察。

根據官方資訊、新聞報導，已舉辦 12 年的年度「海峽論壇」，其主辦及參與之台灣單位從政黨、商業機構、宗教組織、人民團體，不一而足，應可視為中國對台人際滲透的年度成果發表會。如觀察目前 IORG 人際滲透研究 4 個目標群體的單位，可發現屬於青年的「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十大傑出青年協會」，屬於民間信仰的「台灣媽祖聯誼會」、屬於基層的「臺灣鄉鎮市民代表會聯合總會」，另有代表在中台商、台幹的中國單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全国台企联）。另外，農、漁業團體、新聞媒體等，亦參與其中。

「海峽論壇」架構分眾，子論壇主題分類包括「青年」、「基層」、「文化」、「經濟」，內容不脫中國主導的各種兩岸交流成果。多方稱為「規模最大的民間交流平台」，但在中國主辦單位由國台辦居首，歷屆出席最高階官員皆為全國政協主席，官方色彩濃厚。台灣方面，2009 至 2019 年間 11 屆中，有 10 屆由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帶領出席，2017 年更由時任主席洪秀柱出席。2020 年，因中國官媒《央視》報導引發爭議，中國國民黨首次缺席。「海峽論壇」影響力的後續變化，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