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失敗論和民主的信心危機

定義「台灣失敗論」

本文將「台灣失敗論」（Taiwan Defeatism）定義為：說服讀者相信台灣弱小、無法自主，可能使讀者對台灣的現狀或前景失去信心，進而認為台灣必須倚靠他國、放棄自主的不合理或帶有操弄特性論述集合。論述的合理性、論述內容或傳播行為的操弄特性則以 IORG 的「訊息可信度評量」加以判定。

建構「台灣失敗」世界觀

2019 年成立以來，IORG 持續以公開情報（OSINT）、資料驅動（data-driven）、人機協力（human-AI collaboration）方法觀測華語資訊環境、公開發布資訊環境觀察報告（「週報」），紀錄並揭露資訊操弄論述內容及傳播行為，提供境外敵對勢力不當介入我國公共討論的資料證據。

歷年來，資訊操弄行為者「借題發揮」，以主題、規模各異的時事，在台灣資訊環境之中持續攻擊台灣外交、國防、民主政治、政府治理等當代民主國家的重要組成面向，持續形塑多個面向的「台灣失敗」印象。

2023 年 8 月，IORG 發布首項資訊操弄論述分析架構「疑美論」（8 類），即為 IORG 歸納宣稱「台灣失敗」資訊操弄論述之濫觴。2025 年 2 月、8 月發布的「國防失敗論」（5 類）、「民主失敗論」（7 類）則初步歸納重大事件期間宣稱台灣「國防失敗」、「民主失敗」的各類資訊操弄論述。

此外，民生、經濟、文化等其他國家組成面向也存在各類宣稱台灣「必定失敗」的資訊操弄論述，例如 2023 年起「缺電」、「缺蛋」、「缺藥」等「五缺」DA 42 DA 73 DA 80 DA 82 DA 83 或「七缺」DA 102 相關資訊操弄論述可歸類為民生方面的「台灣失敗論」，「台灣做不出好遊戲」DA 86 則可歸類為文化方面的「台灣失敗論」。

拆解「台灣失敗論」論述結構：失敗面向、失敗者、失敗原因、失敗結果

歸納歷年「台灣失敗論」論述並拆解其內容，通常包含 4 項構成要件可供分析：失敗面向（事件主題）、失敗者、失敗原因、失敗結果，四者結合，形成完整「台灣失敗」論述內容。

失敗面向、失敗者二項構成要件的不同組合構成不同類型的論述，如：台灣外交的本質是「弱小」、台灣國防的掌權者作為是「挑釁」。

失敗者、失敗原因二項構成要件則有較強的對應關係，論述之中造成「台灣失敗」的失敗者，同時也是失敗原因的行為者。

「台灣失敗論」論述宣稱「台灣失敗」原因各異，可歸納為 4 項：「弱小無能」、「社會內耗」、「圖謀私利」、「外國害台」。連結失敗者及失敗原因：本質的失敗原因是「弱小無能」、「社會內耗」，治理的失敗原因是「社會內耗」，而台灣政治經濟體制內的菁英，包括政治人物、政治團體、掌權者、財團的失敗原因是「圖謀私利」，而盟友的失敗原因則是「外國害台」。

失敗者、失敗原因二者的對應關係反映「台灣失敗論」世界觀形塑台灣本質「註定失敗」，或由特定行為者（政府、菁英、盟友）因不同動機（實力不足、無能、個人私利、他國公益）驅使的不當行為造成的「人為失敗」。

「人為失敗」的論述究責對象清晰，可能降低讀者對論述之中失敗者的信任，而「註定失敗」的論述無可究責，則可能動搖讀者對台灣民主，以至於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自主性的信心。

設定失敗者、失敗原因之後，「台灣失敗論」論述也會設想上述問題若無法解決可能導致的失敗結果。常見的失敗結果包括國防上的「兵凶戰危」、政治上的「民主倒退」、外交上的「外國剝削」、民生經濟上的「民生凋敝」、以及社會上的「社會撕裂」。

台灣失敗 4 大面向：外交、國防、民主、內政

全國民調結果顯示，多數台灣民眾認同中共是我國最主要的安全威脅（國防安全研究院）。根據我國國家安全機關的評估，中共對台資訊操弄以總統賴清德、國軍、美國為重點對象（國安局 2024）（紐時 2024）（中央社 2025），今（2025）年初更有國內媒體報導引用國安官員的說法，描述時任中共統戰部長石泰峰「在（中共）內部會議中指示」「務必要讓台灣人疑美恨川」（指：川普）「務必要讓島內裂痕又深又長」。（自由時報 2025）

2024 年 1 月台灣大選前、2024 年 11 月美國大選前，IORG 盤點中共官媒抖音帳號剪輯台灣公眾人物發言「以台批台」，影片內容以選舉（民主）、疑美（外交）、兵凶戰危（國防）為主要議題，其中，國防主題佔比於 2024 年間逐步上升。DA 57 DA 58 DA 100

外交、國防為國家安全核心議題，涉及機敏資訊，敏感度高、透明度低，民主政治相關議題，如：選舉、罷免、言論自由、司法獨立，涉及基本權利、程序正義、價值辯論，而民生、經濟、文化等內政相關時事議題則是和民眾生活緊密相關，受到國內新聞媒體及公共討論高度關注，皆為資訊操弄行為者得以「借題發揮」，利用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對台發動攻擊。

本文以 IORG「疑美論」、「國防失敗論」、「民主失敗論」報告既有架構為基礎，納入近期重大事件相關資訊操弄論述，提出「台灣失敗論」論述分類架構，並以「外交失敗論」、「國防失敗論」、「民主失敗論」、「內政失敗論」為「台灣失敗論」的 4 大面向。

外交失敗：包含疑美論共 12 類 254 項論述

「台灣外交失敗論」歸納 IORG 針對 2018-2025 年間 59 次重大外交事件的華語資訊環境觀察報告內容，包括 2018 年「關西機場事件」、2022 年俄國全面入侵烏克蘭、2022 年安倍首相遇刺身亡、2024 年美國總統大選等。

59 次事件期間，至少 254 項資訊操弄論述宣稱「台灣外交失敗」，根據論述大意分為 12 類：「棄子論」、「附屬論」、「傀儡論」、「無能論」、「共謀論」、「私利論」、「媚外論」、「亂源論」、「假朋友」、「反世界」、「假民主」、「毀滅論」。

12 類論述之中，「亂源論」共 52 項為最多。「亂源論」宣稱美、日等外國是台灣對外戰爭、內部混亂的根源，例如「日本 AZ 疫苗未列 WHO 緊急使用清單，民進黨用日本疫苗是謀殺台灣人民」DA 5、「美國是世界亂源，蔡英文訪美會帶來戰爭」DA 40、「美国国会鼓吹“武装台湾”」DA 115。

國防失敗：7 類 61 項論述

「台灣國防失敗論」歸納 IORG 針對 2024-2025 年間 5 次重大國防事件的華語資訊環境觀察報告內容，包括 2024 年解放軍「聯合利劍」演訓 DA 101、2024 年及 2025 年漢光演習。

5 次事件期間，至少 61 項資訊操弄論述宣稱「台灣國防失敗」，根據論述大意分為 7 類：「放棄論」、「無能論」、「缺德論」、「挑釁論」、「牟利論」、「經濟代價」、「假議題」。

7 類論述之中，「無能論」共 24 項為最多。「無能論」以台灣執政黨缺乏國防專業、台灣整體國防實力無法對抗解放軍、被美國操縱而欠缺自主性為主要觀點，訴諸台灣國防失敗的原因為弱小無能。典型論述例如「執政黨沒有國防專業、外行，只會擺拍、作秀」、「解放軍戰力遠勝台灣，不是同個等級」、「台灣向美國軍購被當盤子」。DA 101

民主失敗：7 類 22 項論述

「台灣民主失敗論」歸納 2024-2025 年間 18 次重大民主政治事件期間的中共宣傳論述，包括 2024 年台灣總統大選、2024 年 5 月總統就職、2024 年 5 月起的「青鳥行動」、2024 年 8 月起的柯文哲案、2024 年 12 月民進黨團發文提及韓國戒嚴、2025 年 3 月賴清德總統宣布「17 條」、依法遣返中國籍配偶、2025 年 4 月國民黨「反綠共、戰獨裁」集會等。

18 次事件期間，至少 22 項資訊操弄論述宣稱「台灣民主失敗」，根據論述大意分為 7 類：「內戰論」、「退步論」、「私利論」、「少數暴力」、「外部治理」、「戒嚴論」、「邪教論」。DA 118

7 類論述之中，「戒嚴論」共 10 項為最多。「戒嚴論」利用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國家安全界線的價值辯論，形塑台灣陷入威權戒嚴，政府如同納粹、希特勒的錯誤印象。典型的說法例如：「民進黨妄圖實現綠色獨裁、台獨專制、綠色恐怖」、「賴清德要洗滌人心，是在向希特勒靠攏，民進黨法西斯化，台獨勢力納粹化」。DA 118

內政失敗：9 類 54 項論述

「台灣內政失敗論」歸納 2022-2025 年間 15 次重大外交、國防、選舉、民生、經濟、衛福醫材、文化、科技事件的華語資訊環境觀察報告內容，包括 2022 年起的「五缺」、「七缺」、「電價」議題、2023 下半年至 2024 年台灣總統選舉、2024 年 8 月中國「黑神話：悟空」遊戲宣傳、2025 上半年的「大罷免」運動等。

15 次事件期間，至少 54 項論述宣稱「台灣內政失敗」，包括以外交、國防、選舉等議題批評台灣內政失敗的論述，根據論述大意分為 9 類：「小國論」、「附庸論」、「沒文化」、「無能論」、「私利論」、「貪腐論」、「酬庸論」、「外患論」、「出走論」。

9 類論述之中，「私利論」共 15 項為最多。「私利論」指控台灣政治菁英藉內政事務，謀取符合少數人的政治利益，犧牲多數民眾權益。典型的說法例如：「台灣政府只顧核食不顧雞蛋、只顧軍購不顧民生」、「民進黨意識形態作祟，阻擋黑悟空在台上架」、「民進黨只顧鬥爭，不顧民生經濟」。DA 42 DA 86 DA 111

資訊操弄設計者利用人類思考慣性強化論述說服力

資訊操弄論述內容或經人為設計，目的在說服其受眾，進而持續傳播，又或論述經過有機傳播過程，內容演化，因成功說服其受眾而持續傳播。因此，研究者可由公開情報偵測存在之資訊操弄論述，以其內容及傳播行為逆向分析其受眾、環境具備之特性，以及（假想之）論述設計者的工作方法及動機。

資訊操弄行為者如以人類認知及情緒上的慣性思維反應為「弱點」設計論述，可以強化論述說服力。資訊操弄行為者利用人類為利生存所發展出的 4 類思考慣性：「認知偏誤」、「敘事框架」、「情感驅動」、「社會認同」設計更具說服力的資訊操弄論述，以期達成「植入」、「放大」、「固化」3 類說服效果。DA 111

使用「認知偏誤」「敘事框架」相關資訊操弄技巧，可達成「植入」效果，常見狀況包括：以基本歸因謬誤、關聯謬誤扭曲讀者的因果判斷（將政策問題歸因為執政黨政治道德問題、將國家規模、實力等同於國家存續），以單方論證選擇有利資訊、限縮讀者思考範圍（選擇強調台灣弱小無能、當權者圖謀私利等片面資訊），提供過度簡化的思考框架降低閱聽人的認知負荷，使論述更容易被吸收（虛假二分、零和競爭、陰謀論點、宿命論點）。

使用「情感驅動」相關資訊操弄技巧，可達成「放大」效果，其中以訴諸負向情感最為常見，例如：恐懼焦慮（台灣弱小無能、生存受到威脅）、憤怒義憤（當權者勾連境外勢力圖謀私利、自私、缺德）、無力不安（連結殖民、鎮壓、背叛等歷史記憶）。

使用「社會認同」相關資訊操弄技巧，可達成「固化」效果，例如：強調群體對立，強化內外團體間的對立（藍綠對立、統獨對立、菁英及人民對立），利用群體極化與同溫層效應，使論述信念在特定群體內更加固化。

「台灣失敗」論述內容可能反映台灣社會「焦慮、自卑、多慮、義憤、排外」集體心理

資訊操弄行為者設計「台灣失敗論」論述，除利用個人思考慣性，也針對台灣社會在特殊歷史脈絡下形成的「集體心理」狀態設計論述內容，強化說服力，使其更容易在台灣資訊環境之中獲得接受，進而持續傳播。

本文以「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角度剖析台灣的集體心理現象。「認同」（identity）是一種「確認、歸屬」的歷程，和個人的歷史知覺、生命經驗密切相關（Searle-White 2001），而「集體認同」則是從台灣社會共同歷史脈絡之中建構的集體性格特質。

台灣地理環境限制、長期受殖民統治、國際邊緣化等歷史脈絡，逐漸形塑出台灣人的「集體心理」特質，其中幾項負面特質，包括缺乏自信（自卑）、缺乏安全感（多疑）、政治道德感高、國族認同混亂、結黨排外等，恰好形成「台灣失敗論」論述被接受的認知缺口，使這些論述得以在特定情境下引發讀者共鳴。

以下，本文進一步由五個關鍵歷史脈絡，探索台灣人特定心理特質的可能形成過程：

地理環境脆弱：危機意識、資源焦慮

台灣處於地震帶與颱風路徑，天災頻傳、人為難以掌控，依據威脅感知偏誤（threat perception bias），這樣的先天環境使得台灣人對潛在風險特別敏感，產生防衛性思維的危機意識。

台灣為「島嶼型」國家，天然資源有限且需高度仰賴外國的資源，可能深化台灣人對「資源稀缺」的集體焦慮感。

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戰略要地，長期受各國勢力角力的影響，間接強化台灣人「被利用而非主體」的邊緣位置感知。

殖民歷史創傷：習得性無助感、缺乏自信

台灣經歷長達三個世紀被統治的「殖民歷史」。特別是日治時期台灣「被割讓」給日本的創傷，抗日運動的失敗、皇民化運動的文化壓迫、教育就業的差別待遇，讓台灣人深刻體驗到「反抗無效」的無力感。

這些歷史經驗可能內化成為習得性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與阿德勒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共同使得台灣人形成「我就是沒有能力、再怎麼努力也無法改變大環境」這樣缺乏自信且無力的集體心理。

6.3 戰後威權、國際孤立：不信任感、害怕背叛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創傷，從「台灣光復」對接任國民政府的高度期待，到政府貪腐、軍事鎮壓，隨後 38 年更經歷戒嚴統治、白色恐怖，形塑台灣人對執政當局的「高道德標準」與「不信任感」。

1971 年台灣因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通過，被迫退出聯合國，緊接著台美斷交、外交處處被中共打壓，使得台灣人深感「國際孤兒」的處境，對於盟友產生需要依賴同時又恐懼背叛的矛盾心理。

這些經驗可能形成依附焦慮（attachment anxiety）與背叛創傷症候群（betrayal trauma），對應「棄子論」背後台灣人對國際關係的深層不安全感，以及對政治人物、執政當局的高道德要求。

6.4 族群記憶斷裂：認同混亂、內部分歧

台灣社會由南島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族群，以及近年的新住民與外籍移工組成的多元族群。不同的族群抵達台灣的方式、時間各異，不同族群角色對於歷史事件也有著不同的經驗與記憶。

原住民的土地被剝奪、早期閩客械鬥的族群衝突、本省人經歷日本殖民與二二八創傷、外省人的流亡與反攻破滅，這些斷裂的歷史記憶可能造成國族認同的混亂，難以形成統一的社會共識。

6.5 儒家文化、集體主義、島國心態：鄉愿性格、排外傾向

台灣長期受儒家文化「克己復禮」、集體主義「個人從屬社會」等倫理思想影響，可能演變成迴避衝突的「鄉愿」性格，與本土心理學提及華人在某些情況傾向維持表面和諧、避免外顯衝突的「虛性和諧」概念相似（黃囇莉，2006）。

島嶼地理的封閉性、早期漢人不同省籍的移民與資源爭奪，逐漸形成團體內團體的「小圈圈」，對外團體則產生「非我族類」的防衛、排外心裡，也回應群體間威脅理論（intergroup threat theory）。

這種內外有別的群體界線對應社會心理學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內團體偏好、外團體貶抑」的排外心理。

雙重認同、對中經濟樂觀、討厭民進黨、政治效能感低，為「台灣失敗論」潛在受眾

IORG「2024 台灣資訊環境調查」（2024 年 11 月）以全國性民意調查探索台灣民眾不同政治態度和台灣失敗傾向之間的相關性，詢問民眾對於台灣經濟發展、國家安全、民主發展 3 大面向現況及前景的評估，結果發現 46.6% 的台灣民眾在經濟、國安面向具備台灣失敗傾向；民主面向則為 21.7%。

調查將「台灣現在不好，未來一樣不好」、「台灣現在不好，未來會變差」、「台灣現在好，但未來會變差」3 類政治態度定義為「台灣失敗傾向」。

為進一步探索容易具有台灣失敗論傾向的群體屬性，調查參考台灣政治學選民研究領域相關理論，挑選 4 個對台灣民眾政治態度具有重要影響的變數：國族身份認同、中國對台經濟影響、負面黨性、政治效能感，分析在以上 4 個變數中具有何種特徵的民眾更可能成為台灣失敗論的受眾。

經統計檢定發現，無論是經濟、國安或民主方面，在國族身份認同上屬於「雙重或中國人認同」；在中國對台經濟影響上認同「有正面影響」；負面黨性屬於「討厭民進黨」；政治效能感屬於「低效能感」的民眾，皆有顯著更高比例具台灣失敗論的傾向。

國族認同：中國人或雙重認同

身份政治對台灣民眾的政治態度與行為（例如投票）長期發揮重要作用，並從早期的「省籍」因素轉向「國族認同」（Hsieh 2005、Wang 2017、鄭夙芬 2022、蕭怡靖、鄭夙芬 2014、林佩婷等 2020），與台灣失敗論傾向的認同程度之間也存在顯著相關性。

國族認同反映個人自我概念（self-concept）中的「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而這會使人們產生團體認同、歸屬的感受。當一個人傾向中國人認同或雙重認同（認同模糊）其情感依附投注於「中華民族」或「中國」時，對台灣國家主體性的強調可能產生矛盾、衝突，可能更傾向接受「台灣身為一個國家會失敗」的論點。

國族認同偏向「中國人」或「同時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雙重認同者，更同意台灣與中國人民在民族、血緣、文化上的共同性，因而更可能認同台灣失敗論中貶抑台灣主體的敘事。

中國對台經濟影響：正面

受到歷史發展與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台灣民眾對經濟發展的看法不可避免的與兩岸關係、中國因素相關。（徐火炎 2004、陳陸輝等 2009、吳介民、廖美 2015）

對中國的經濟有正面評價反映個體的「生存焦慮」、「不確定性壓力」，加上依據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人們對於「損失」的敏感度高於獲利，這些驅使認同中國經濟實力者更傾向「風險規避」，使其寧願依賴中國，也不願冒經濟損失的風險。台灣失敗論的論述背後的中國解答，「中國經濟實力強大」、「提供市場機遇」，使得這樣屬性的受眾更容易接受台灣失敗論。

台灣失敗論常透過否定台灣產經實力、主張經濟依賴的敘事，引導讀者產生「只有」依附中國市場才能帶來經濟利益的錯誤印象，因此對於認同中國經濟實力，認為與中國合作對台灣經濟有正面幫助的民眾更具有吸引力。

負面黨性：厭惡執政黨

近年來民主國家中不同政黨間的對立越趨嚴重，甚至使選民寧可讓反民主、反體制的政黨或政治人物取得權力也不願讓另一方上台（McCoy et al. 2018；Svolik 2019）。在台灣也有學者發現近半的台灣民眾具有「特定政黨不認同」的態度（莊淑媚、洪永泰 2011），黨派極化甚至損及民眾對民主體制的支持。（Hsiao & Yu 2020）

以社會認同的角度來看，政黨認同亦是一種「群體認同」，此會無意地反映出「內團體偏好」和「外團體貶抑」的心理狀態，若偏好、貶義的程度較嚴重，會形成負面黨性。受眾抱持對執政黨（民進黨）的負面黨性，在政治判斷上可能會強化其認知偏誤、情感反應（affective response）先於理性分析，更容易接受「目前民進黨執政的台灣必定失敗」的論述。

透過政黨標籤界定議題立場，將論述中的因果關係過度簡化為執政黨、執政黨政府、執政黨菁英的無能或謀利意圖，忽視議題專業性、複雜性的論述，對於厭惡執政黨的民眾更具吸引力。例如台灣國防失敗論中宣稱「台灣執政黨及政治菁英利用國防議題謀求政治利益」的說法。

政治效能感：低

近代民主國家內興起的民粹主義修辭，其共同概念之一是強調「腐敗」的政治菁英相互勾結，導致「民主治理無法回應公民訴求」或人民政治效能感降低的現象。（Spruyt et al. 2016；Mudde & Kaltwasser 2018；Hawkins et al. 2020）

低政治效能感可解釋為個體對「自己能否影響政治過程」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信念，低自我效能的選民可能反應個人在「日常公民政治參與的經驗」上缺乏正向經驗（Zhu, J. et al. 2018）、政治參與的經驗屢次挫敗（例如，多次參與投票、陳情或抗議，卻沒有實質改變），逐漸產生「在政治上，無論我做什麼都沒有用」的無力感，這樣的放棄心態回應「台灣失敗論」弱小無能的問題論述。

台灣失敗論中宣稱政府治理無能、菁英圖謀私利，導致民意被忽視，重要議題被忽略的論述，可能更容易獲得認為政府不會在乎民眾想法的低政治效能感者認同。例如台灣民主失敗論中宣稱「政治人物只顧私利，不顧人民」的說法。

TikTok 使用者台灣經濟失敗傾向較高、對中好感較高

在台灣，TikTok 為資訊操弄論述大量傳播的平台，例如 2024 選後密集出現關於「作票」的資訊操弄 DA 67，中共也透過不同樣態的運作模式如直接經營或代理人帳號，持續在該平台上進行政治宣傳，擴大威權影響力。DA 99 DA 71

除了自身的政治態度可能影響對台灣失敗論的認同程度之外，若民眾身處容易暴露在中共政治宣傳及資訊操弄的環境中，也可能加深對台灣前景的悲觀態度。

IORG「2024 台灣資訊環境調查」（2024 年 11 月）全國民意調查結果發現約 34.8% 台灣民眾為 TikTok 使用者，各年齡層的使用率均超過三成。（IORG）

相較於其他非使用者，TikTok 使用者更具有經濟面向的台灣失敗傾向，51.9% 的 TikTok 使用者對我國經濟前景抱持悲觀態度，顯著高於非使用者的 43.6%。

除台灣失敗論之外，TikTok 使用者也對中國顯著更有好感、更認同「台灣政府親美會引起戰爭」的資訊操弄論述、更認同中國對台灣經濟有正面影響。

中共宣傳「中國決定論」為「台灣失敗論」提供「解方」，建構完整另類世界觀

IORG 於 2023 年「疑美論」研究報告指出「疑美論」呼應中共宣傳，宣稱美國危害世界，而中國是比美國更好的選項，以此建構完整另類世界觀。

「台灣失敗論」亦然，無論外交、國防、民主、民生內政，宣稱「台灣終將失敗」的各個面向皆有中共政治宣傳的「中國決定論」（China Determinism）內容互相呼應，宣稱「中國註定強大」，二者在華語資訊環境之中結合，為對台灣前景感到焦慮的台灣閱聽人提供「解方」，為全球華語閱聽人打造更完整的，符合中國利益的另類世界觀。

結論

本文統整 IORG 成立以來以公開情報、資料驅動、人機協力方法觀測資訊環境之研究成果，建立「台灣失敗論」分析框架，提出可能強化「台灣失敗」資訊操弄論述說服力的多項個人及社會集體心理因素，分析「台灣失敗論」的潛在受眾群像，呈現「台灣失敗論」、「中國決定論」二者對應關係，揭露由中共政治宣傳為台灣及全球華語讀者所打造的完整「另類世界觀」，建立「台灣失敗論」資訊操弄及中共併吞台灣終極目標之間的明確連結。

「台灣失敗論」以不合理或帶操弄特性的論述加深對台灣民主治理的不信任，妨礙講道理的公共討論，讀者應加以拒絕。於此同時，議論台灣國政的完備論證應當受到尊重及歡迎，以可信資訊、嚴謹邏輯推論，對台灣外交、國防、民主政治、民生內政等重要面向的合理批判是台灣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進步關鍵，是台灣民主的核心，而不是「台灣失敗論」。

IORG 期待本文內容有助於提高讀者身處資訊環境的狀態意識（situational awareness），增加讀者對資訊操弄行為者策略及戰術的認識，以「提前破解」（prebunking）「台灣失敗論」相關論述內容及行為，降低資訊操弄對台灣社會的負面影響。IORG 同時期待台灣政策制定者及立法者以本文研究為基礎，透過公私協力機制推動防治資訊操弄、落實公私協力、改善政府治理、強化媒體生態等重要民主工程。